闻玉梅：中国治疗性乙肝疫苗开拓者
2017-12-11 钱奕冰 中国科学报
闻玉梅（1934 年 ~），我国著名的微生物学家。1956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1980～1982年赴英国伦敦大学、美国国立卫生院进修肝炎病毒学。1985年经卫生部批准建设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医学院）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她长期从事医学微生物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发现了我国乙型肝炎病毒的多种变异株，提出乙肝病毒表面抗原耐受性的观点，研究消除免疫耐受性的治疗策略，推动研制乙肝表面抗原抗
闻玉梅（1934 年 ~），我国著名的微生物学家。1956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1980～1982年赴英国伦敦大学、美国国立卫生院进修肝炎病毒学。1985年经卫生部批准建设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医学院）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她长期从事医学微生物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发现了我国乙型肝炎病毒的多种变异株，提出乙肝病毒表面抗原耐受性的观点，研究消除免疫耐受性的治疗策略，推动研制乙肝表面抗原抗体复合物型治疗性疫苗，被认为是治疗性乙肝疫苗的开拓者之一。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累世书香，科研报国源流长
1934年1月16日，闻玉梅在北平（今北京）出生。闻玉梅的父亲闻亦传、母亲桂质良为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留美博士。1930年闻亦传、桂质良双双学成归国，一腔热血要将所学报效国家。1934年闻玉梅出生时，父亲闻亦传任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系副教授，母亲桂质良则在北京道济医院参加医疗工作。
闻玉梅的家庭可谓是累世书香，闻家是湖北浠水的大家族。闻亦传是著名诗人闻一多的堂兄，在清华读书期间，闻亦传与闻一多等人组织了上社，切磋学问，关心时事。1922年从清华毕业后，闻亦传官费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于1924年获哲学学士学位，1927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桂质良同样是一位卓越的女性，她1921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的出国留学基金（庚子赔款），1922年进入美国卫斯理学院，后考入美国霍普金斯大学，1929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为闻玉梅成长为一位卓越的女科学家做了最初的铺垫。不幸的是，闻亦传因醉心学术，劳累过度，1939年染病早逝，年仅42岁。闻亦传虽早逝，但其为国家科研事业呕心沥血的精神却留给了年幼的闻玉梅。
1941年，闻玉梅随母亲桂质良来到上海。先就读于上海中西第二小学。1943年进入圣玛利亚女中，完成小学五、六年级至初二上的学习。圣玛利亚女中是当时知名的中学，闻玉梅在读书期间，因成绩优秀，连年获得第一名而免去学费。闻亦传去世之后，桂质良一个文弱的女性，带着两个女儿（闻玉梅另有一年长3岁的姐姐），生活不可谓不艰辛。虽然桂质良有许多有钱有势的亲戚、同学，但她从不求助于别人，坚持以自己的能力培养女儿。为了让闻玉梅姐妹接受最好的教育，桂质良四处兼职。1953年，桂质良进入国家教师编制，成为了第二军医大学的三级教授，专职授课精神病学及儿童青少年心理卫生。桂质良是我国精神科发展史上第一位女性精神病学专家、第一位儿童精神病学和心理卫生专家、第一位出版精神病专著《现代精神病学》的专家，同时桂质良还出版《女人之一生》、Our child and his problems（《我们的孩子及其问题》）、《只对女人说》等著作。对闻玉梅而言，母亲对其影响极深，是第一个让她崇拜的对象。
另一位深深影响闻玉梅的女科学家是居里夫人。中学时代的闻玉梅很喜欢《居里夫人传》这本书，多年之后，闻玉梅回忆起这本书，仍然清楚记得其中的情节：“老师知道，居里夫人小时候的记忆非常好，她可以把沙皇的历史背得很熟。每次学监来了，就叫玛丽背诵。等学监一走，她就抱着老师痛哭……她最后得了两次诺贝尔奖。她发现的第一个放射性元素，她为其命名为‘钋’（po），来怀念她的祖国波兰。她发现了可以治疗肿瘤的放射性元素镭后说，她不要专利，应该服务于人民。由于长期接触放射性元素，她最后是死于放射元素引起的疾病。”
中学时期，闻玉梅所钟爱的另外一本名为《白求恩大夫的故事》的书，是促成闻玉梅选择医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闻玉梅提起这本书时说：“看了以后，我觉得科学是进步的，应该为人民服务，应该解除人民的疾苦，而从事医学工作，可以随时随地解除人的疾病。这书对我的影响很深，我想将来要从事这一行业，做一名专业的人员。所以，我就考了当时上海的医学院。”
投身医学，风雨坎坷遇恩师
1951年，闻玉梅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医学院，进入医疗系开始本科学习。在上海医学院，闻玉梅不仅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医学生涯，而且与丈夫宁寿葆相识。1956年，闻玉梅从上海医学院毕业，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闻玉梅认为党可以把很多人的力量凝聚在一起，“有了党的组织，它可以激励我，继续前进。因为要做先锋队，你老是要冲在前面的。没有组织对你的帮助、教育、关怀，没有党员同志之间的互相鼓励，有的时候还要对你批评，我觉得很难一辈子坚持。所以最后，我认识到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必须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领导之下，按照正确的方向去发展。”
从上海医学院毕业，对闻玉梅来说，有更多的意味，当时闻玉梅面临着选择自己未来发展道路的问题。她本可以去做一名临床医生，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报考研究生，从事基础医学的研究工作。促使她改变的原因是实习时的经历：一名患有心脏病的妇女，当时正怀第二胎，因心力衰竭而去世，母子都没能保住。闻玉梅非常内疚，作为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竟眼睁睁看着病人死去，却无能为力。闻玉梅回家后哭了好几天，母亲桂质良很是担心：“这样感情用事，缺乏冷静与理性，怎么能做个好医生呢？”桂质良的提醒和闻玉梅对救活病人的强烈愿望，使闻玉梅认识到自己应该去作研究，去创新理论，探寻新的方法救治病人。因为这个原因，闻玉梅选择作医学基础研究，且自始至终，她都坚持以救死扶伤，治疗疾病为研究目的，“一直到现在，我所有的研究都是要直接用到病人身上，而非为了发表几篇文章”。
所以闻玉梅决定参加全国首次副博士研究生考试，进一步深造，进入更深的研究领域。但正当她积极备考时，母亲桂质良却突然因病去世。遭此巨变的闻玉梅，悲痛欲绝，想放弃考试，在姐姐闻玉平的鼓励下，强忍悲痛参加考试，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上海第一医学院微生物学的研究生，欲师从著名教授林飞卿。但生活又给了闻玉梅一个挫折，林飞卿当时只收学俄文的学生。无奈之下，闻玉梅欲去中山医院放射科工作。这时，林飞卿拨通上海第二医学院微生物学一级教授余 的电话：“你的研究生发榜了吗？我给你一张试卷，你看后再作决定。”余 看了闻玉梅出色的试卷后，当即表态：这个学生我收了。于是闻玉梅1956年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之后，进入了上海第二医学院，跟从余 开始微生物学的研究。
1957年，副博士政策被取消，闻玉梅无奈中止了在第二医学院的学习，回到上海医学院做助教。1960年，闻玉梅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基础部获重点培养，正式拜林飞卿教授为师。三年之后，林飞卿认为闻玉梅已经从自己这里学到了她所能教的所有东西，为了进一步培养闻玉梅，就将闻玉梅送到北京协和医科大学进修，师从中国医学微生物学、免疫学开拓者之一的谢少文教授。这年5月，闻玉梅与林飞卿在《实验生物学报》上发表《艾氏腹水癌抗原的初步研究》一文。闻玉梅的三位老师教会了她一个优秀科学家应有的严谨、创新和对培养后进的责任感。
筚路蓝缕，解除国病为己任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国门打开，闻玉梅渴望到外面世界去看一看。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华举办考试，为中国学者提供了出国学习机会，其中有两个肝炎研究领域的名额。闻玉梅顺利通过考试，获得了其中一个。其他专业的出国时间大都为1年，但肝炎只有3个月，当时出国大都想要时间久一点，而闻玉梅却选择了一个时间最短的。面对不解，闻玉梅坦然回答：“我就是要做肝炎，别的不做。”而为什么选择肝炎，而且是乙型肝炎？因为闻玉梅看到中国日益增多的乙肝患者，当时十分之一的中国人都感染乙肝，她觉得乙肝是国病，决定要全力以赴做乙肝，解除中国广大乙肝患者的痛苦。
1980年3月，闻玉梅被首批选派去英国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病研究所WHO肝炎合作中心，进修肝炎病毒3个月。这期间，凭借出色的科研学习能力，闻玉梅完成了应有的学习内容，并写出了一篇在国外发表的论文《肝癌细胞PLC/PRF15克隆株分泌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的研究》。回国时，闻玉梅不仅带回细胞株用以进一步研究，还用自己省吃俭用省下的生活费为实验室购买了低温冰箱和幻灯机。当时卫生部的领导看到闻玉梅本来没有什么钱，还买了重要的实验仪器回来，问闻玉梅：“你还没饿死呢？”闻玉梅说：“怎么会饿死呢？我不吃贵的东西，只吃那里最便宜的东西，像鸡翅膀、鸡蛋、方便面，我的方便面都是一箱一箱的。”
林飞卿觉得三个月时间对闻玉梅来说太短，正好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对中国学者开放了，但闻玉梅已经是教研室主任，校方不批准闻玉梅出国。已经70多岁的林飞卿说：“闻玉梅是有潜力的，一定要让她去，我替她当主任，有事我来做，你们把她放出去。”所以闻玉梅又到NIH进修了14个月。这期间，闻玉梅踏入了一个新领域——分子病毒学。闻玉梅在国内从未听说过“分子病毒学”，她想把这一新兴事物介绍到中国，但闻玉梅进修的实验室，负责人只让她做细胞的病毒培养，不认为一个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能胜任这么“高端”的科研。为了证明自己，闻玉梅找到NIH实验室下面的一个分子病毒学实验室，虚心向里面的研究人员请教，自己学着做。她还报名参加了夜校的分子病毒学课程。尽管她并不需要学分来获得学位，但她选择选课并参加考试，考试成绩出来后，闻玉梅位列第一，当时的闻玉梅已经年过四十，记忆力远不如班里二十几岁的同学，她用勤奋好学证明了中国人的科研决心与能力。
疫苗是预防传染性疾病的重要方式，乙肝疫苗已经有较长时间的历史。但未感染乙肝的人可以用疫苗进行预防，那已感染乙肝的众多患者，怎样清除他们体内的病毒呢？对此，闻玉梅提出了一个崭新的理念，用疫苗来提高人体免疫力，借此控制病毒，这一理念被称为“治疗性乙肝疫苗”。这个想法，闻玉梅酝酿了很久。闻玉梅根据乙肝的传播情况，设想可以通过消除乙肝的免疫耐受，激发人体自身的免疫力来对付病毒。她认为，治疗乙肝应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抗病毒，另一方面是提高人体抵抗力。
1986年国家推出“863”计划，当该计划第一次招标时，闻玉梅把她的这一想法提出并递交了申请。去答辩的时候闻玉梅说想要做免疫治疗，先做一个动物模式。当时动物模式方面，中国只有鸭子，闻玉梅就带着她的第一个博士生瞿涤，做鸭肝炎病毒。闻玉梅的观点非常明确，要做表面抗原，虽然当时国际上都认为是核心抗原，美国人德国人都认为应该是核心抗原作为主导。评审团的一批专家，被闻玉梅的创新性思维所打动，决定为闻玉梅的设想投入100万元的资金支持。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闻玉梅为了让这100万能够作出成果而殚精竭虑，废寝忘食。
1995年，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闻玉梅发表了题为“Hepatitis B vaccine and anti-HBs complex as approach for vaccine therapy”的文章，在国际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治疗性疫苗的概念，并介绍了中国的开展情况，这篇开创性的论文此后获得了该领域研究人员的高频引用。1997年治疗性疫苗被列为国家“863”计划生物领域重大项目之一，治疗性疫苗受到国内外关注。同年闻玉梅被欧共体聘为欧共体—发展中国家项目申请评估专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2009年，治疗性乙肝疫苗跨过了Ⅰ期、Ⅱ期临床试验的门槛，进入了Ⅲ期临床。
在研究治疗性疫苗的这么多年中，闻玉梅说人民群众的需求和国家的支持是她走下去的力量。闻玉梅收到好几大箱子的病人来信，她将这些来信装订后，在“前言”中写道：“愿我全室科研人员不辜负人民的期望，在治疗乙肝方面继续努力奋斗，为人民解忧，为祖国争光！”国家的支持是闻玉梅另一强大的动力，闻玉梅说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自己是做不下去的。闻玉梅这项“全世界没有，只有我有，我们在做”的创新性研究，国家强有力的支持保证了其顺利进行。
辛勤耕耘，培养人才传薪火
1985年，经卫生部批准，闻玉梅开始组织建设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1999年，闻玉梅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1年，闻玉梅获国家科技部“863”计划十五周年突出贡献奖。2007年，闻玉梅作为第一完成人完成的项目获得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硕果累累的科研成就给闻玉梅带来了足够的知名度，但闻玉梅并不看重这些名利，她更看重自己作为老师的角色。
早年国外的进修经历使闻玉梅认识到，自己这一代的科研不可能跟外国人平起平坐了，要回来培养下面的人，让下一代跟外国人去竞争。之后培养学生，闻玉梅始终保持跟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四个国家一致的高标准。这种高标准让闻玉梅成为学生眼中的严师慈母，学生们谈及闻玉梅，莫不对她感激敬重。
有人问闻玉梅：“你觉得你一生做了什么事情，你觉得还可以？”闻玉梅说：“我觉得还可以的就是我及时回来了，为中国创建了一个实验室，培养了一批人，让他们接着朝前走。”
如今，闻玉梅培养出来的学生，也都成了学科翘楚，为中国的科研事业贡献力量。
多次被复旦大学研究生评选为最受爱戴的十大研究生导师的闻玉梅，虽已是八十岁高龄，仍坚持组织团队，给学生开设《医学与人文》课程，培养医学生的人文情怀。平时，闻玉梅经常参与学生组织的学术活动，耐心解答学生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2013年，面对中国日趋老龄化的状况，80岁高龄的闻玉梅老骥伏枥，带领团队承担中国工程院重点咨询项目“长三角地区健康老龄化发展的战略研究”，提出“医老”的口号。她希望这项惠及老年群体、家属及社会的事业，能够为国分忧，为民解难。
回溯历史，从闻玉梅先生双亲留美归国，振兴祖国科研事业，到闻玉梅先生奋斗在医学领域60余载，闻玉梅及家人时刻以人民的重托为己任，其对国家的赤子之心，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我们这一群
■闻玉梅
在一九四四年的暮夏，十几个天真顽皮的小女孩安静地坐在一个教室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都觉得局促不安，这就是全校最低一班的学生，她们对于这个新学校的每一方面都感到新奇，可是谁都怕自己要做错点事，所以大家都闷闷地坐在课室中。不多日后她们逐渐地混熟了，彼此的名字也叫得挺顺嘴的，于是跳绳、拍皮球、踢毽子都开始了。因为她们是最小的一群，所以经常是不受人注意的，只有偶然在先生们的闲谈中会提起“预科一”是很“乖”的一班。
孩子们都长大了，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有的同学离开了我们，也有新的同学加入到我们队伍中来。那时是抗战胜利后的几年，美帝对中国的各方面侵略正是达到了最高峰，美国货像排山倒海的潮水一样涌入了每个城市，美籍人在中国也受了特别高贵的招待，当时爱国的中国青年就喊出了“反对侵略”，可是我们却始终兜在小圈子里，不问外边的事。
但是我们是受了美帝文化侵略的影响，而且是相当的严重。在上课时不太有专心听讲的学生了，在角落里老是有轻轻地说话，在听书时嚼橡皮糖是最普通的事，同时英文小说也代替了国文，或史地课本。我们也学会了和老实的中国先生吵嘴，甚至闹得先生拉学生叫她走出教室，学生却拉住钉在地板上的桌子死不放手。那时差不多每个先生都有绰号。至于外国先生呢？我们都比较怕她们，在她们上课时不会也不敢胡闹的。我们课外的最主要消遣是看美国电影，有的同学会一天赶三场而毫不在意。跟着，电影杂志在课室中也风行一时，自然而然地每个人有了自己心爱的明星。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几个同学为了争执谁心爱的明星最好看而吵打起来。我们的级风在这种环境下也日趋下落，每次测验总有人作弊。先还是以作弊为耻，后来则以作弊为荣，谁要是不作弊才是大傻瓜呢！
在今天的学校中和往年一样的有开得红透了的玫瑰花，有绿油油的草地，学生也还是原来的一群。可是教室里没有了嘈杂声，坐在高三教室中的十九个学生又静悄悄地在听讲了。解放后二年的教育似乎行了一个奇迹，我们都改变了不少。我们现在在校中是起带头作用的，是居于领导地位的。譬如在上学期的抗美援朝运动中，我们开了辩论会和座谈会，掀起了一个爱国热潮。这学期我们又带头订了爱国公约，并且正在努力地执行。最光荣的还是在我们中间的邓修竹、张竞芳参干的动人事实。邓修竹曾经迷恋过美国电影和爵士音乐，张竞芳是一个不大开口、脱离群众的同学，但是现在她们都走上了建设祖国国防的道路。她们过去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但她们却是这样地贡献了她们的一切给祖国，给了我们全级光荣、自傲和向她们学习的决心。
我们就是这样成长的，以前我们犯过错误，现在我们还有着一些缺点，可是我们是会改掉的。我们十九人兴奋地准备着跨出校门，更进一步地来充实自己，因为自己多学一点就能为祖国的建设多尽一份力。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和理想，我们完全有决心能把它变成现实。
文章来源：1951年6月圣玛利亚女中毕业留念（闻玉梅院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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