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彩虹旗飘扬在科研圈--走出“柜门”

科学本可以成为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LGBT）的庇护所，但是偏见仍然阻碍很多人站出来。

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博士后贾斯汀·特罗特（Justin Trotter）从前是一个优秀的孩子：样貌俊俏，成绩拔尖，14岁开始就在大学的实验室里工作。然而，他一直在和内心的秘密作斗争——从11、12岁起，他就开始感觉自己喜欢男生。但是由于他所受的教育都告诉他同性恋是可耻的，因此从十几岁到二十岁出头的这段时间里，他都一直隐藏着自己的性取向，并表现得很阳刚，就是为了能融入大家。

然而，到了本科的时候，他开始感到疲惫、抑郁和恐慌。直到他在南佛罗里达大学研究生学习的最后两年，才终于向几个好友公开了他的性取向。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这个消息，他感到抑郁减轻、精力改善，工作起来精神也更集中了。他说：“当我感觉到我能完完全全的做自己的时候，对科研肯定是有利的。”

这个信息传达到了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实验室和研究所。包括女同性恋者（lesbian）、男同性恋者（gay）、双性恋者（bisexual）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LGBT群体一直以来都受到歧视甚至是更可怕的东西。他们在多数穆斯林国家、俄罗斯以及亚洲的一些地区仍被视为异类甚至罪犯。但是人们的观念正在改变，根据皮尤全球态度项目（Pew Research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去年发布的调查结果，公开的男同性恋者在西欧、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拉丁美洲等地区都有较高的公众接受度，而变化最大的要属美国。在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研究事业的国家，公众对LGBT态度的改变比其它任何国家都要快。一个州接一个州，在保守分子激烈的抵抗面前，法庭和立法机构都开始放开对同性婚姻的限制，而LGBT人群的平等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公民权利问题。这周发表在《自然》（Nature）和《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上的一系列关于科研多元化的文章，就将注意力放在了科研圈里，像特罗特这样的LGBT群体身上。

走出“柜门”

在这个全新开放的环境中，LGBT科学家发现，公开自己的性取向更容易了。但就像少数族裔或是女性面临的问题一样，前面的路还很长。许多LGBT科学家还是害怕公开自己的性取向，因为论文发表、职业发展和晋升很大程度上都基于同行的评审，而他们的态度则会多少受到有意无意的偏见影响，而许多学生可能干脆不选择科研道路。特罗特表示：“我担心科学界可能因此丧失了一大批人才。”而改变这一现状的唯一办法，就是科学家群体能够认真去倾听他们中的LGBT成员的声音，并展开真诚的对话，而实验室正是极佳的场所。

不过科研中的道德观念也有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来自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的水文学家薇薇安·昂德希尔（Vivian Underhill）指出：“作为科学家我们都认为自己比较客观，个人和社会的问题应该与科研工作分开，大多数时候这是件好事；但更多时候人们以为他们不去讨论这个问题就能消除偏见，而这恰恰会让恐惧蔓延。”

此外，这也让人们难以理解在异性恋社会中，LGBT人群的彻底的孤独感。来自要点基金会（Point Foundation）的运营总监达林·霍尔斯特德（Darrin Wilstead）说：“与女性或少数族裔不同，LGBT人群并不会自动被划分到一个同伴团体中——他们身处的家庭中没有人与他们有着同样的身份，还有可能对他们感到不接受或是不理解。”每个人都会随着年龄增长接受自己的性取向，而LGBT的成员通常要独自开始这个历程。

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的感觉通常开始在青春期出现，不过也有可能出现得更早；相反，跨性别问题可能在很早就开始显现。来自路易斯安那百年学院的神经生物学本科生伊莱·卡佩罗（Eli Capello）说：“当你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根本意识不到谁吸引你，我3、4岁的时候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但却不知道具体是什么。” 卡佩罗18岁的时候进行了变性手术。

痛苦剧增

根据美国疾病管制局的数据，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的青少年通常更易被欺负或是滥用药物，并有着比异性恋的同龄人高出2倍的自杀率。由于缺乏数据，我们无法知道有多少有能力的学生因为压力而放弃攻读具有挑战性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位。不过坊间证据表明这些情况确有发生。

除了孤独和压力以外，还要为到底要不要公开自己的性取向而纠结。不公开的话就要一直忍受着这种情绪煎熬，但是公开也有可能带来很糟糕的后果。比如，卡佩罗在16岁公布了自己的跨性别身份之后，他与家人的关系逐渐恶化，他不得不离家而到一个寄宿学校上学，由他的外婆支付学费。

来自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科学家丁俊（Jun Ding，音译）说：“中国可能也有同样的问题。”虽然中国禁止同性恋的法律在1997年就被修改，但是对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出台保护性法律，也极少有公开的讨论。丁俊表示，每当他试图向父母解释他和丈夫一起生活时，他们还是表示无法理解。

同行压力

即使不担心家里的反对，公开性取向的决定也不见得会变得容易。与其它领域相比，科研人员的事业是基于最广泛意义上的同行评议的。在基金、合作、发表、雇佣、晋升等几乎所有问题上，同行的意见都非常重要。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LGBT科学家不得不考虑公开性取向是否会引起同行无意识的偏见，毁了自己的前途。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过去几年的研究结果显示，这种偏见对其他少数群体已经引起问题，因此没有理由认为LGBT科学家会不受影响。

特罗特说，这些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当他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公开性取向之后，同一研究小组中更保守和宗教观念较强的学生在他周围明显表现得沉默寡言。他说：“科学界还是由社会思想观念处在不同阶段的人所组成的。”他表示在斯坦福大学比较没有压力，但是当他的博士后学习结束之后，他可能就要回到弗洛里达州或是其它接受度较低的地区申请终身职位，“而在那些地方，我获得终身职位或是运行一个成功的研究项目可能会很成问题。”

而这仅仅是在美国，科学家和学生在对LGBT态度友好的西欧也很谨慎，而在中国就更小心了。此外，在中东和非洲许多地区，LGBT活动会受到法律惩处，在一些案件中甚至会被判死刑。

沟通困难

对于跨性别者来说，公布性取向就更让人畏惧了，特别是刚好在开始接受性再造治疗的时候。不仅要承受心理压力和担心职业问题，还要处理荷尔蒙干预治疗产生的生理反应。

此外，就是那些尴尬的对话了。来自哈佛大学的神经科学博士后卢卡斯·奇尔德（Lucas Cheadle）说：“每当开始一门新课程时，我都要和任课教授私下讨论一些问题，例如对我使用男性代词。”让情况愈发困难的是，他是在一所女子大学就读时完成变性的，他说：“因为我的情况太难解释，因此让我错过了许多接受教授指导的机会。”

就连普通的文书工作也能成为一个大包袱。刚完成跨性别的人们由于改了名字，因此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试图让心存疑虑的官员们相信他们是自己大学记录、出版列表、出生证明、驾驶证、信用卡等等的合法所有人。即使是在西欧，官员们可能也会要求出示额外的文件。不过，英国在这一方面就比较特别，每个人可以决定自己的性别，并按照这个性别重新开据一张出生证明并拥有所有合法权力。美国与英国相比，对LGBT人群的接受度还没有那么高，但对年轻LGBT人群的状况有了较大改进，而这一结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互联网。

此外，LGBT群体内部也变得更加团结了。原来，只要不是异性恋就属于LGBT，群体内部也四分五裂——白人男同性恋者为主导，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少数族裔都各自觉得被边缘化了。而直到过去的5年间，跨性别者才渐渐被人们所注意。

不过，年轻一代更关心是否融入的问题。开放和团结让年轻科学家更容易找到导师和榜样，但是科研机构可以做得更好。例如，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拥有关于美国科研人员中的少数族裔和是否残疾等信息，但却没有调查他们的性取向，也没有系统的、大范围的关于LGBT科学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研究。来自莱斯大学的艾琳·切赫（Erin Cech）希望开展一项包括2000-3000名LGBT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调查，但还未获得资金支持。

特罗特说：“没有这样的数据，资助机构就无法了解LGBT人群在科研领域是否被忽视了，是否需要更多的支持项目和意见，是否需要像对女性和少数人群一样为年轻的LGBT科学家们设立特别的奖金。但是我们没有数据，这让作为科学家的我们感到很失望。”

虽然还未战胜已有的挑战，老一辈的LGBT科学家还是强调了世界在短时间内的快速变化。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科学家本·巴雷斯（Ben Barres）在1997年时完成变性，是科学界LGBT问题的著名发言人。他说：“当年轻人联系我的时候，我总是告诉他们事实上没有那么恐怖，我鼓励他们放开自我，因为那样他们会快乐得多。你在进行优秀的科研，你是一位好老师，这些才是真正重要的事。”

原文出处：

M Mitchell Waldrop. Diversity: Pride in science. Nature, 16 September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