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医生成为患者,已逼疯!
2016-07-15 MedSci MedSci原创
医生才是最糟糕的病人,这句话说得很对。如果有一天医生成为了患者,那会是怎样的一个场景?而当医生在面对这类医生患者(医患)时一定要清楚治疗的障碍和挑战。其中一些挑战与医生中常见的人格特征和行为模式相关,而其他挑战则起因于医学文化,教育和培训过程中社会化医生的经验,以及当前的监管环境。虽然医生的个性和风格各异,但是他们存在一些相同的性格特征。而这些特性使得医患的治疗变得异常艰难。这些特性包括:完美主义
如果有一天医生成为了患者,那会是怎样的一个场景?
而当医生在面对这类医生患者(医患)时一定要清楚治疗的障碍和挑战。其中一些挑战与医生中常见的人格特征和行为模式相关,而其他挑战则起因于医学文化,教育和培训过程中社会化医生的经验,以及当前的监管环境。
虽然医生的个性和风格各异,但是他们存在一些相同的性格特征。而这些特性使得医患的治疗变得异常艰难。这些特性包括:
完美主义
较强的工作/学校道德
不愿意授权
苛刻的自我判断
对自己和他人不切实际的期望
这些特征使得普通医生难以优先考虑自我保健,也难以寻求适当的健康维护活动帮助,且在疾病发生时也难以寻求合适的治疗。其结果是医生常常忽视常规健康保健;没有注意到功能障碍的早期迹象,或不重视这些迹象,为自己找理由推脱或将导致健康发生的原因归咎于外部原因。
过去几年在应对医疗保健服务的变化时医生不断出现压力相关的症状和疾病。对于初级卫生保健提供者和许多专家来说,这些变化意味着平均工作时间的延长。监督和审查的增加意味着医生可能受到多方面的反馈,这种感觉就像在质疑他/她的能力、技能和对待病人的举止及态度。
所以医生就诊寻求帮助可能仅是出现了一些看似简单的问题,疾病或症状群。但是医患就诊的同时带着难以解决的情绪困扰,恐惧和怨恨。在大多数情况下,健康保健提供者会忽视这种负担,但是对于医患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地方。
病例简介
G医生是一名47岁的家庭医生,工作繁忙,每周工作65-70小时,已婚2年孕育3个孩子。在过去的2年起妻子反应G医生性情易变、易怒。上周G医生在厨房摔碎一个花瓶,并往猫身上泼水,其妻子忍无可忍,要求G医生接受心理治疗尽快改善其性情,否则将申诉离婚。
G医生接受心理治疗时否认自己沮丧和焦虑的情绪,有自杀倾向,出现食欲改变、睡眠障碍等,不知道如何和孩子们相处,对自己的不当行为感到悔恨,害怕寻求治疗可能会影响他的执业许可证和行医。
R医生是一名27岁的放射科医生,在一家大型教学医院工作。曾有很长的创伤相关的症状史和抑郁症发作史,并因此在青少年和大学时期接受过治疗。但是,进入医学院后她认为继续接受治疗会影响其成为一名优秀住院医师。
现在,R医生的焦虑和睡眠障碍越来越明显,入睡困难,频繁做噩梦。数月前她开始使用红酒和安眠药来帮助睡眠。第一次就诊于精神科时,R医生非常焦虑,承认容易害羞,害怕与人分享秘密(7-13岁时曾被继父性虐待——小编忍不住说一句禽兽!)。
J医生是一名68岁的外科医生,离异,孕育2个女儿,现已有3个外孙。最近J医生减少了自己的出诊时间来陪伴外孙。但是他不能很好处理医院的新的电子健康记录(EHR),且将手术记录录入计算机而不是口述,护士及其同事曾抱怨其笔记毫无意义,在试图通过电子记录找到他的患者的化验结果时J医生也曾爆过粗口。院方领导曾威胁若J医生找不出无法应用HER的原因则会暂停其职务。初次就诊时J医生告诉神经心理学家怀疑自己患了阿尔茨海默氏病。
评估
上述的每个病例中,除了长期存在的影响每一名医生处理医疗实践、关系以及适应重大变化的能力的问题外,还存在一些急性精神病病理学。治疗的第一步是进行彻底的评估,以确定病因,并确定医生和医患面对的潜在的危险。鉴于大多数医生在接受病人这个角色时的抵抗心理,需要包括尽可能广泛的交流并获得各方面间接信息(包括转介源,家庭/重要的人,现在和过去的治疗提供者,以及某些情况下的雇主或同事)的综合评价。
初步评价医患的目标是:
获得初步诊断
确定疾病的严重性
评估患者是否能使用合理的技术且安全的行使其职业
评估患者是否威胁到自身或他人
制定治疗建议
在这个阶段,评估医患和其他新的病人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医患的安全敏感职业问题。由于评价者的道德责任和法律义务,必须探究评估过程中实践安全性的问题。基于特定国家的医生健康计划,评估者或还需考虑参与这个计划以持续监测或支持对于医患来说是否合适且有帮助。
注意事项
基于这些发现,进行初步评估的精神科医师或其他精神健康专业人士或可确定怎样的继续治疗是适当的且可被医患接受的。在做出治疗决定时必须牢记几个注意事项。
医生就诊寻求帮助可能仅是出现了一些看似简单的问题,疾病或症状群,但是,医患就诊的同时带着难以解决的情绪困扰,恐惧和怨恨
对于新诊断为中到重度物质使用障碍的医生采用基于个人办公室的治疗几乎不会取得成功,且不应该进行此尝试治疗,即使是卫生保健提供者具备物质使用障碍的专业知识。这类患者应上报于国家的医生健康计划或移交给具有治疗健康护理专业的特定项目以进行初试评估和治疗。
很多医患在完成初始强化护理后仍需持续的心理治疗和药物管理。药物辅助治疗(丁丙诺啡、美沙酮、纳曲酮)中,在为医患开具处方或治疗同时伴发的精神障碍时,重要的是确定医患同时也在接受个人和/或集体治疗、毒理学监测,并参与了互助会。
大多数需要治疗抑郁、焦虑及其压力相关问题的医生表现出了各种症状,且将需要多种方法联合治疗,包括个性化心理治疗、夫妻和/或家庭治疗、精神药物干预,及帮助研发新的支持系统。在治疗医患时,精神病学家或治疗师需要轻松做出承诺以利用这些治疗模式,或组建一个可以解决患者各种需求的治疗小组。
当面对的患者是同行/同事时,很容易通过减少就诊频率、督促用药且不取消约会,来协助患者最小化症状的严重性。重要的是要记住,求助或被移交至外部机构时,医生是很痛苦的,需要强化治疗。由于这些原因,由与医患关系更为复杂(如朋友关系,监督或辅助角色,商业关系,家庭关系,或其他潜在冲突的来源)的健康保健提供者提供精神科护理和/或心理治疗通常是不合适的。
面对医患时反移情的管理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件事情,这取决于患者本人和识别点。当医患未能改善、复发或专业/家庭责任退步时,治疗师可能会经历异常的愤怒。明显的恐惧和担心可能的自我毁灭性的行为可能会干扰患者治疗的依从性。这些情况下,强烈建议寻求临床监督。
当涉及到与患者、同事或同僚发生冲突的事件后,医生可能会寻求精神上的护理或治疗。这种情况下,主要关注的是医生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利用固有权力,而这或可伤害患者的情感。
不幸的是,许多医生很少或根本没有受过专业界限的教育,有时可能会做出违背医疗实践行为的做法,且在某些地区这甚至是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重要的是要记住,求助或被移交至外部机构时,医生是很痛苦的,需要强化治疗
大部分普通成人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并不具备为这些患者提供所需的专家级评估和治疗计划的水平。寻求协助的医患或由医院或医务委员会送出的医患应转移至有从事这类评估、制定全面的治疗计划经验并可提供法医报告和证词的专家或专门的计划中。
一些具有“破坏性行为”的医患需要得到帮助。这可能包括暴怒,医院工作人员的骚扰,使用粗俗或亵渎的语言,甚至是投掷锐器的暴力行为等。一些研究表明,随着医疗保健服务的变化以及医生暴露在新的压力中,这类暴行的发生频率正在升高。
愿意接受帮助并参与治疗的医患通常个人心理治疗表现较好;有些可能还需要药物治疗抑郁、焦虑或其他疾病。参加 “悲伤的医生”课程或许也可起到辅助作用。但是不幸的是,许多医生的“破坏行为”有着根深蒂固的自恋和强迫特征,并不愿意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的医患从心理治疗中获益的能力十分有限。
原始出处:
Penelope P. Ziegler. What You Need to Know When Treating Physicians: Issues, Sensitivities, and Considerations. Psychiatric Times, June 30,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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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大,健康隐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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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不紧要做到身体健康还要有心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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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就是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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