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协和造就出中国最好的医师、医学教授、医学科学家和医学界高级管理专家
众所周知，中国最著名的医院是北京协和医院，许多杰出的医师、医学教授、医学科学家出自北京协和医学院(简称：协和)这所学术殿堂。张孝骞、林巧稚、胡正祥、刘士豪、诸福棠、李宗恩、钟惠澜、董承琅、罗宗贤、黄家驷、吴阶平、李洪迥、吴英恺、许应魁、冯应琨、张庆松、朱贵卿、文士域、王桂生、邓家栋、曾宪九、周华康、宋鸿钊、黄宛、尚德延、胡懋华、王世真、张乃铮、史轶繁、方圻、朱预、刘彤华、葛秦生、郎景和、邱贵兴；陶寿淇、蔡如升、刘玉清、郭加强、刘立生、朱晓东、高润霖；吴桓兴、黄国俊、宋少章、谷铣之、吴旻、哈宪文、屠规益、陆士新、孙燕、程书钧、宋儒耀、吴宪、刘思职、冯德培、张锡钧、沈其震、吴襄、汤飞凡、谢少文、白希清、黄祯祥、冯兰洲、侯宝璋、杨简、张鋆、梁植权、薛社普、何观请、顾方舟、朱既明、王琳芳、佘铭鹏、罗会元、梁晓天、黄亮、周同惠、刘耕陶、肖培根、甄永苏、于德泉等[1,2]。
抗战胜利到解放初期，完成学业的协和学子，如卢世璧、罗慰慈、张之南、连利娟、潘国宗、朱元珏、蒋朱明、戴玉华及陈元方等，他们经历过战乱，各种政治运动，也经历过协和历史性变迁，他们服从组织，艰苦奋斗，成为一代名医的同时，为协和传承、为国家医学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和桥梁纽带作用[1]。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协和的人才成长，特别是在钱信忠部长的力主下，把当时从苏联留学回国的最优秀人员留在协和系统。如吴旻、华光、侯云德、钟守先、毕增祺、徐乐天、李泽坚等。
在"文革"前，周恩来总理力主，选拔一批优秀学者赴英国留学，包括陆召麟、朱晓东、曾毅、刘士廉、章静波等。"文革"刚结束，医科院肿瘤医院的李冰院长，以超凡的眼力和魄力，识才用才，把下放农村的优秀科技人才抢先请回肿瘤医院，强化研究所。其中包括吴旻、李铭新、张友会、孙宗棠、陆世新、程书钧等。改革开放学成回国一批批优秀人才，如强伯勤、修瑞娟、陈德昌、宋增璇、陈璋、刘晓程、詹启敏、赫捷、金奇、秦川、李太生等。
外校毕业协和成长，成为医学界优秀代表者，如汪忠镐、王爱霞、张承芬、郭玉璞、王直中、罗爱伦等。
"文革" 10年，大学停办，人才流失，协和同样也面临青黄不接，人才断层的严重局面。但天无绝人之路，特别是对协和系统而言，有着得天独厚的人才资源，自1993年起，连续8年，采取不拘一格降人才，培养、晋升、提拔、重用相结合，自己培养与国外引进相结合。一大批睿智、能干、正派又有奋斗精神的年轻的学术骨干，学术带头人茁壮成长[3]。
不仅为协和解决了人才断层问题，更为国家的医药卫生行业和各医学学科输送了今天的和明天的学术领袖(许多已成为中华医学会，中国医师协会的会长、副会长，或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或侯任主任委员)。其典型代表是：赵玉沛、钱家鸣、金征宇、刘大为、姜玉新、黄宇光、沈铿、王任直、王宝玺、陈杰、崔丽英、张奉春、江骥、吴清玉、胡盛寿、刘迎龙、孙立忠、刘进、杨跃进、顾东风、赵平、石远凯、刘德培、沈岩、何维、张学、王晓良、庾石山、邵荣光、褚嘉佑、李奇涵等。
引进的优秀人才很多，如杨焕明、林东昕、韩忠朝、蒋建东、惠汝汰、王恒、蒋澄宇、程涛、王建祥等。
从协和到北京医科大学(北医)，成为北医的学术领袖的有：胡传揆、吴朝仁、王叔咸、马万森、刘家琦、陈景云、冯传汉、严仁英、王光超、吴阶平，以及朱洪荫、关颂韬、孟继懋等。
从协和到上海医科大学(上医)，成为上医的学术领袖的有：荣独山、徐苏恩、林飞卿、李鸿儒、范日新，以及沈克非、陈翠贞、颜福庆、林兆耆、戴自英、张昌绍、徐丰彦、崔之义等。
从协和到天津，成为天津医学史上最著名的医师有：施锡恩、朱宪彝、卞万年、金显宅、范权、方先之、司徒展、赵以成、俞蔼峰等。
从协和到中山医科大学(中山医)，成为中山医的学术领袖的有：汤泽光、秦光煜、钟世藩(钟南山的父亲)、陈国桢、周寿恺、卢观全等。
从协和到四川，成为四川的医学学术领袖的有：陈志潜、原华西大学医学院院长曹钟梁(曹泽毅的父亲)(1935—1937)协和进修。
从协和到军事医学科学院，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的一批批的学术带头人，学术领袖，也为这些顶尖的医疗机构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做出重大贡献的有：刘永、周金黄、俞焕文、蒋豫图、李耕田、陆维善、叶慧芳、吴蔚然、杨友凤等。
朱章赓、刘瑞恒、林可胜和沈克非都曾在国民政府任过卫生部部长或副部长，朱章赓还曾任中央卫生实验院院长并为世界卫生组织(WHO)筹建人之一。刘瑞恒创立中央医院、中央卫生实验院，兼任两院院长，并任禁烟委员会委员长。林可胜1947年担任国防医学院院长。1948年兼任卫生部部长。
陈敏章1987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王陇德、彭玉、刘谦曾任或任卫生部副部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陈文杰和陆如山都曾担任过WHO的副总干事。刘德培曾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沈岩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
25年间的协和职业生涯，陶冶了我，锤炼了我，甚至一直加工到"切削"、"打磨"、"熏蒸"、"热处理"，让人饱尝了酸甜苦辣，但使人坚定了信念，铸就了修养，提高了本事。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悟出个道理，其实所有协和人都和我相似，在协和这座"熔炉"，这个"加工厂"，这所"大学校"里，情愿或不情愿地接受协和的洗礼，自觉不自觉地传承协和的文化。令人欣喜的是协和的人才薪火相传，协和的人才五湖四海，协和的人才兴旺发达[4]。
依我的体会，能吸引一流学生并培养成一流人才的大学就是一流大学。当然要选用有思想有作为有担当的一流校长，要在育人上下大力气，动真功夫，不是教会而是让学生学会，悟懂，践行"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基本道理和一辈子用得上的真本事。并且要用慢工要做细活要长以计宜，还要因材施教。
协和的三基三严，不仅是要求学生的，首先是要求校长的。恕我直言，当今的985工程大学也好，9校联盟大学也好，进步很快，但性子太急，虚工太多，特色驱淡，攀比过多。2007年上海医学院80年校庆的时候我作过一个讲话，列举了上医校友的成功人士的一个名单，说明上医是"有大师，出大师，育大师"的一流大学。现在，我又列举了一个协和人的名单，不难看出协和更是一所有更多大师，出更多大师，育更多大师的更一流的大学。
二、协和创造并成就了中国的高等护理教育
协和的高等护理教育，1919年筹建，1920年9月就正式招生。其校训是：勤、慎、警、护。当时的校名定为：北京协和医学院护士学校，并同时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及中华护士学会注册。这所学校截止1952年，共毕业28个班，263人，其中近60人工作在国外，绝大多数成为中国护理学界的先驱。其中林斯馨、徐霭诸、聂毓禅、林菊英、王琇英、王懿、陈琪、梅祖懿等都曾担任过中华护士学会的会长，副会长。
田粹励总干事为学会工作15年(1934 —1949)，维护了学会尊严，坚持了护士毕业会考。王琇英是中国获得南丁格尔奖章的第一人。值得一提的是从1940至1953年，协和护校第四任校长聂毓禅，在抗战期间历尽艰辛，长途跋涉，"长征"到四川，保存了协和护校并坚持办学。真可谓抗战英雄，护理教育的模范。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又恢复了高等护理教育。但办学不规范，学制不统一。特别是护理本科5年制，授予医学学士学位。课程也几乎是医学课，或医学省略版。严重的问题是，毕业生不安心护理工作，人才流失。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在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支持下，得到国家教委的认同和批准。1996年在中国第一个将护理系升格为护理学院，将护理本科5年制改为4年制，授予护理学院合格毕业生理学学士学位。
并聘请国内外十余位护理教育学专家，制定了专本衔接的护理学教学大纲、教育计划及一整套护理学教材。此举得到了业内的普遍认同，特别是得到了国家教委的高度赞许和大力支持，被列为面向21世纪的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向全国推广。在这一系列的改革、建设、发展护理教育工作中，当时的护理学院院长沈宁带领护理学院的广大教师，做出了重大贡献。着眼未来，储备人才，大学选送刘华平赴美完成护理学硕士课程又完成博士课程及护理学博士论文，获得护理学博士学位。1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刘华平已成为协和及中国护理学学术的带头人。
三、协和创造了中国的现代医学、药学
创造是一种引领，是一种示范，是一种带动。现代医学和药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协和的作用举足轻重。远在协和建校初期，协和关于北京猿人的研究闻名世界，而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就保存在协和的解剖教研室。抗战时期，日本军占领协和，头盖骨丢失，造成人类文明史上巨大损失。1922—1923年间，协和的药理学家陈克恢教授从中药麻黄中提取出化学单体麻黄素，开创了真正的中草药现代化的先河。
20世纪30年代协和的生物化学家吴宪教授发明血糖测量法，又与刘思职教授一起提出了蛋白质变性学说。刘思职教授用化学反应与数学计算的方法，提出抗体是二价的，即一个抗体分子结合两个抗原分子。张锡钧教授关于乙酰胆碱的研究，李宗恩教授与钟惠澜教授关于黑热病的研究，刘士豪教授与朱宪彝教授关于钙磷代谢的研究，诸福棠教授关于胎盘球蛋白预防麻疹的研究都闻名国内外。20世纪40年代吴英恺教授成功完成中国第1例食管癌根治术，并效果良好。
解放后，在传染病防治，特别是消灭麻风和脊髓灰质炎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协和校友汤飞凡在世界上首次发现沙眼病毒(沙眼衣原体)。特别值得强调的是，由顾方舟教授带领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研究、开发、生产一条龙团队，在环境极其艰苦，当时没有冷链运输的情况下，他们发明的脊髓灰质炎糖丸疫苗解决了这个严重疾病的预防问题。中国人就是靠服用中国人发明的这个"糖丸" ，在中国消灭了脊髓灰质炎。在这里，我必须强调一句，能解决问题的技术就是高技术，能彻底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就是最高技术。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协和医院妇产科宋鸿钊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用化学疗法成功的治愈了绒毛膜上皮癌的患者，不仅可保留子宫，而且可保留生育能力。纯属世界之奇迹，是中国对世界医学的一大贡献。20世纪60年代由华光教授主持的关于东莨菪碱的研究，为治疗中毒性休克开辟了新途径，也为微循环研究奠定了基础。各种抗生素的研究，开发与生产解决了国家医疗与防病治病的需求。
肿瘤的防治是我国医学界的最大课题，20世纪60、70年代在李冰院长力主之下，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在肿瘤防治研究方面，开展了现场、实验室、临床三结合的最早的大规模人群队列研究，以河南林县为现场，长期坚持，特别是对食管癌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起到了样板作用。而20世纪70年代由全国肿瘤防治办公室牵头，完成的中国肿瘤发病回顾调查图谱，也是一部很有科学价值的宝贵文献。
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之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协和系统广大科技人员爆发出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成绩显著。甲肝疫苗研制成功，人工麝香、联苯双酯、双环醇、紫杉醇、丁苯酞等多种新药陆续上市，研发成功国内首个利用合成生物学技术研发的药物可利霉素，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高难度先天性心脏病、冠心病各类手术接连成功，开展了多项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心血管病防治大规模多中心临床研究，心脑血管疾病防治水平显著提高。
国内共发现人类单基因遗传病致病基因60余种，其中四分之一是协和系统发现的。世界上首次从胎盘分离干细胞获得成功，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小腿供血障碍性坏死等疾病已取得良好效果。小檗碱的降脂降糖作用的发现，将开辟代谢障碍性疾病防治新途径。肿瘤防治长期随访大样本队列研究，为了解我国肿瘤病因、掌握肿瘤发病流行规律和建立完善防治策略提供了有力支撑。在食管癌等重要肿瘤基因组学研究方面取得多项突破，完成多项抗癌新药的临床试验研究，连续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建立完善了疫苗研发体系，世界首个预防小儿手足口病的EV71疫苗和脊髓灰质炎病毒灭活Sabin株疫苗已批准上市。"海南粗榧抗癌有效成分的研究"、"兴奋剂检测方法的研究与实施"、"食管癌规范化治疗关键技术的研究及应用推广"、"人工麝香研制及其产业化"等多项成果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免疫细胞分化发育与功能调控新机制研究"、"炎症消退和免疫稳态调控的新机制研究"分别入选2014年度和2015年度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
突出国家队作用，建设高端医学科研平台。协和筹建医学领域首个国家实验室，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北京协和)和3个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获批建设。建立了国家人口与健康数据共享平台，在灵长类动物基地、疾病动物模型平台、医学信息平台、药用微生物资源库、药用植物资源库、生物样本库、干细胞库等方面形成一批国家资源平台。圆满完成国内急性传染病防治任务如：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甲型H1N1流感，人感染H5N1、H7N9和H10N8等禽流感，输入性脊髓灰质炎应急防控以及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等多项重大应急任务。
协和系统现有国家重点实验室5个；获国家级科技成果一等奖11项；在协和系统工作的入选两院院士55位(其中已故21位)，协和校友(有协和"血缘"的)不在协和系统工作的两院院士25位；外国科学院院士10位。
国家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战略是国家医药发展的旗帜，是蓝图，协和在相关战略的制定、实施、评估、验收起到了核心作用。从健康中国2020，到医药卫生863、973、国家重大专项等都体现出协和人的智慧和力量。其实，协和系统是新火花闪烁，新火花碰撞，新思想诞生，新行动开始的地方。想当年，想研究基因组的人是院校的杨焕明，支持他一直坚持研究基因组的是吴旻、强伯勤和本院(校)长。
后来才有了那个了不起的"1%" ，南方基因，北方基因，华大基因。在奥巴马提出"精准医学"之前两年，协和就向国家申请"精细化科学化诊疗体系建立"的项目，并通过了专家论证。美国奥巴马的国情咨文报告刚一出炉，协和/医科院就"关于中国精准医学发展战略及其实施方案"向国务院作了报告，才有了今天的"精准医学"的热与火。同样，协和历来主张基础与临床相结合，当"转化医学"的概念刚一问世，中国第一家国家批准的转化医学中心在协和揭牌。刘德培、沈岩、赵玉沛、詹启敏、何维等都具有战略科学家的素质和作为。当然更具潜力，更有才华的国家医学科学战略科学家即将发挥更大作用。
三基三严是协和的传统作风，坚持创新是协和的科学精神，科学至上，学术民主，独立思考，拒绝平庸，团队合作，共同构筑了协和文化的基本内涵。这种"协东西之德，和天地之道"的文化，已百年传承，已变成人们行为规范，已是协和人共同维护和不断完善的精神家园。可想而知，在这样美好家园里怎能不人才辈出，硕果累累[4]。
四、协和培养和造就了中国许多知名医学院校的大学校长
协和不仅是培养学生，训练医师，是医学家的摇篮，也是医学院校大学校长的"养成所" ，医学教育家的"培训班" 。
马文昭(北京协和医学堂毕业，协和解剖学教授，北医解剖学教授)，组织胚胎学专家，1946—1947年任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
颜福庆，1926年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1927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即上海医学院，上海医科大学)第一任院长。
胡传揆(1927届)，皮肤科专家，1948—1981年任北京医学院(北京医科大学)院(校)长，长达33年，是百年北医三分之一时间的掌门人和见证者。
朱宪彝(1930届)，内分泌学专家，1951—1984年任天津医学院(天津医科大学)院(校)长。
李宗恩，热带病学专家，曾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抗战开始的1937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贵阳医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回协和，任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
王季午(1934届)，传染病学专家，李宗恩的学生与弟子，1947年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浙江医学院(浙江医科大学)副校长，校长至1984年。
吴阶平(1942届)，泌尿外科专家，1960—1970年北京第二医学院副院长，院长，1970—1983年协和医科大学，中国医科院副院(校)长，1983—1985年协和医大校长，医科院院长。
我本人1992—2001年任协和医科大学校长，医科院院长，实际上是在协和在医科院受熏陶，受训练，受锻造，其结果是我在协和形成的理念，练就的修养，乃至习得的方法和工作的套路，在2002年以后到浙江大学医学院任院长时，当浙大要求我把浙大医学院办成"南方协和"的时候，真正派上了用场。
我不敢说协和的模式，协和的理念和套路，对办好中国的医学教育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至少在浙江大学医学院是成功的。浙大医学院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逐年上升，异军突起，现已稳居中国医学院校的最先进的第一方阵。
作为协和系统培养、熏陶出来的詹启敏院士最近成为北大医学部新掌门人。相信以他的领导才能和人格魅力会将北医带向新的高度。
国家科技创新大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技强国进军的伟大号召，也是百年协和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向新目标进发的大好时机。响应习近平主席的伟大号召，创建一流大学，创建一流的医学学科。在创新驱动发展，实践中国梦的今天，在人口与健康领域，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协和医大一定会充分发挥"国家队"和"火车头"的作用，为中华民族的传承、健康和繁荣做出新的更大贡献[5]。
参考文献：
1.邓家栋：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史，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
2.玛丽.布朗.布洛克：油王洛克菲勒在中国，商务印书馆，2014.
3.巴德年：改革开放与协和医大，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报，1999.1
4.巴德年：人文心、科学脑、世界观、勤劳手——我的医学教育观及其实践，《科学时报》2010年3月3日，头版头条
5.巴德年：在CMB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报，2014.10
6.巴德年：在上医8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录音整理稿），2007.9.
7.王荣金：北京协和医院（1921-1991），协和70周年纪念画册，（内部印刷，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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