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70后医生的心声：我亲历的医改

最近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讲话精神，我深有感触。作为一名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经历过70年代的全民“免费医疗”，85年开始的“医改元年”，93年我正式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到现在，有过医患的双重身份，更亲身经历了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三十年风雨历程。医改到底该怎么改？中国的医改是失败的吗？我相信每个人站在自己的角度都有话说。

今天我想说一说的是，我在当中的一些个人经历，不敢说什么见地，权当一位普通人的不吐不快吧。

我出生在长沙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从小体弱多病，按父亲的话说“只怕带不活”。但我的记忆中是很少去大医院的，更是从来没有打过“吊针”，经常就在父亲单位的医务室量个体温，吃点药，最多打个“屁股针”。

记得当时的医务室就一位姓关的女医生，她是北方人，家住在我家楼下，也算是邻居。关医生见到人都是笑眯眯的，和蔼可亲，所以虽然我不知被她戳过多少针，却从不惧怕“白大褂”，相反还有一种亲切感，这也许还是我后来从医的原因之一吧。按现在的说法，关医生就是位全科医生，要看“内外妇儿传”的疾病，再加上护士的工作。

有次我顽皮去摘窗台花盆里的花，被滚落的花盆磕破了头，迷糊中我觉得脸上痒痒的，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爬，用手一摸，满手的鲜血，我吓坏了。邻居叫来了父亲，父亲马上抱着我找到关医生，在关医生温柔的语言动作中，我放松下来，后来的清创缝合以及拆线，我竟然一点也不觉得疼。

4岁的弟弟就没我那么幸运了，他和邻居小朋友打架被竹棍戳到了眼睛附近。医务室的关医生怕伤到眼睛，不敢贸然处理，弟弟被转诊到大家心目中最好的医院——“附二院”，这是长沙人一直以来对我们湘雅二医院的昵称。听父亲说是一位女医生帮忙缝的针，怕弟弟脸上留疤，她缝的特别仔细，缝完后又花了近十分钟交代一些注意事项，最后父亲到收款处结算总共花了3.5元。那时是1980年。

父亲说，当时我在医务室的医药费是按比例从他工资里扣除的，花不了多少钱；弟弟在附二医院的医药费凭发票到单位还报销了一部分。那个年代的医患关系非常融洽，医务人员是很受尊敬的职业。

正是怀着这样的期许，关医生的女儿和我不约而同选择了学医，且考上了同一所卫校。关医生的女儿比我大一岁高一届，长得聪明又漂亮，遗憾的是中考失利，考差了点成了自费生。毕业后她进了父亲单位的医务室，那时关医生已经退休，医务室除了一位医生还多了两名护士，但是要做的事却更少了——仅仅是给单位职工看看小毛病，发点不痛不痒的口服药，几乎不再接受注射，稍大点的问题都是直接去市级省级医院。而我毕业后分配在了湘雅二医院急诊科，每天接受着“血与火的洗礼”，工作一年比一年的忙碌，但是却越来越得不到患者的理解，那是在90年代中后期。到2000年后父亲单位的医务室被取消，关医生的女儿改行安排在了其他岗位。

与基层医务人员的流失同步的是，基层医疗水平的下降。2001年，我母亲在单位的职工医院体检，查出患有“严重的肾病”，医生要她马上住院治疗。我带着心事重重的母亲找到自己医院肾病内科的教授，教授看过后说，这是母亲小时候患过急性肾炎引起的“后遗症”，不需要做任何处理，定期检查，少用药减少肾脏负担，注意预防感冒。十多年了，母亲遵照医生的嘱咐一直身体很好。而母亲单位的职工医院在2003年的时候转成了现在所说的“莆田系”医院。

我还有一位农村的亲戚，30岁出头的青壮年，有次不舒服到当地乡卫生院看病，医生给他下了“严重心功能不全，心衰”的诊断，吓得小伙子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还感觉愈来愈严重。找到我们医院心血管内科教授看门诊时，他是由他的母亲和妻子搀扶着进来的，教授仔细听诊并询问了他的病史，看过他以前的一些检查，当场就告诉他“没事，你以后该干嘛就干嘛”，什么药都没开。小伙子听了以后当时就好了一半，听说回去一周后就出门打工了。

还有一位农村老人，半夜在家睡觉时忽然觉得右脚剧痛，醒来发现右脚大脚趾红肿疼痛不已。找到当地乡村医生，医生说是蛇咬伤，给老人在肿胀处划了几刀放血，敷了一些草药，但是情况却一直不见好，反倒更严重了。老人打电话找到我，我问过他的情况后，考虑是痛风引起的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果然老人来我们医院看过后，证实了我的判断，但是老人已经多遭了罪。我想作为三甲医院的护士都能想到的问题，乡村医生竟会犯下这样低级的错误，真是让人唏嘘感叹。

习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特别提到的以基层为重点，着力推进以分级诊疗为首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确实是破解当前“看病难，看病贵”的一个很重要的举措。但以我个人的经历来看，全科医生的培养，基层医疗水平的提高恐怕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医改难做，已经不是中国特色问题，而是世界性的难题。但是不管怎样，改革势在必行，因为它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因为它指向了人类最简单又是最复杂的需求——生命健康。我们期盼着在这次七部委参与的高规格卫生领域大会之后，医改成功的时刻能真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