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cet： 中美卫生交流与合作

中美在卫生和医药领域的强有力合作是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的关键要素。Liming Li等回顾了美国和中国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卫生合作和交流的历史，包括两国政府公共卫生机构之间的长期合作。应该重振学术和科学交流，承认非营利性基金会日益重要的作用。考虑到两国的共同利益和疫情的严重性，两国有必要进行协作和合作。该文向两国政府和全球卫生界提供建议，以控制正在发生的新冠肺炎大流行，并为未来的威胁做好准备。

在过去的四年里，贸易、关税和其他经济和安全问题造成了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包括对SARS-CoV-2病毒来源的原始知识问题，在透明度和数据共享方面的分歧，以及两国之间的公开争端增加。在这一观点下，该文主张中美卫生交流的可行性，强调通过这种合作已经取得的成就，指出在动荡的岁月里充斥着不信任和分歧之后，这种合作的紧迫性，并概述将使两国受益的关键因素。

中美卫生合作的历史

中美两国在卫生和医学方面的关系比政治方面要好。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科学交流和合作努力蓬勃发展。1980年初，美国政府成立了一个卫生领导小组访问中国，目的是促进在公共卫生和卫生服务研究方面的合作。该小组成员包括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代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主任以及当时的美国卫生部助理部长Julius Richmond博士。与中国院士和政府领导人合作，成立了一个长期工作组，名为中美医药和公共卫生-公共卫生和卫生服务研究主题领域合作联合委员会。该工作组由上海医科大学的John Bryant (1980年至1982年)、Jeffrey P Koplan (1982年至1992年)和Yang Ming-Ding教授(1980年至1992年)共同主持。这一工作组迅速促成了中美之间的实质性合作，《美国公共卫生杂志》关于中国公共卫生的增刊记录了这一点，每篇论文都是由中美学者共同撰写的。在接下来的40年里，美国和中国的卫生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蓬勃发展。教育机构、卫生科学中心和医院之间签署了数百份谅解备忘录，两国之间有许多实质性和持续性关系的例子。两国政府之间开展生产性健康和医药合作的例子很多。在20世纪90年代，中美预防神经管缺陷合作项目是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中国机构的合作项目，在叶酸疗效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的发现，并为美国强制性叶酸强化政策提供了证据基础。2002年1月，中国预防医学研究院改组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为中国主要的公共卫生机构。美国疾控中心与新成立的中国疾控中心密切合作，这两个姊妹机构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并在2017年之前举行年度主任会议，报告进展情况，就全球卫生与合作交换意见。美国疾控中心帮助中国建立了项目，包括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和结核病预防控制合作项目。这些合作在中国应对SARS冠状病毒、禽流感和新冠肺炎等新出现传染病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对全球卫生安全至关重要。国家科学资助机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在双边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一直在合作鼓励生物医学研究。自从卡特政府开创中美学生交流以来，在美国学术界的每个阶段都有许多中国学生；据估计，自2015年以来，已有超过35万名中国学生在美留学，2018年，有6,182名中国学生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许多受过生物医学培训的学生已经回国，其他学生在中美两国都担任了系主任和院长等领导职务。数据滥用、知识产权受到挑战以及合作伙伴关系破裂的情况时有发生。然而，与数以万计的受训人员、教师交流以及生物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成功的研究合作相比，这些不幸的事件很少发生。耶鲁大学(美国康涅狄格州)和哈佛大学(美国马萨诸塞州)是众多美国教育机构中的两家，它们在健康和医学方面与中国同行有着长期的合作。

非营利性基金会在中美健康交流与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00多年来，中国医学委员会与中国的医科大学和公共卫生与护理学院合作，培养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激励医生留在有需要的领域，并发展中国在全球卫生、卫生政策和卫生系统科学方面的能力。Bill & Melinda Gates基金会直接或通过其他机构资助在中国的活动，包括Emory全球健康研究院(美国GA)和Resolve to Save Lives (美国纽约)，以促进中国的健康，并利用中国的制造能力开发创新的低成本手段，造福其他地方有需要的人。

为了造福两国人民的健康，我们需要保持和支持我们在两国社会各个领域富有成效的、互利的医疗和科学交流与合作。

中美卫生合作的挑战和机遇

中美卫生合作面临的挑战包括根深蒂固的政治和经济差异、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严重压力以及其他全球性问题，如精神疾病、非传染性疾病、老龄化、城市化和气候变化。需要承认政治和经济上的差异，可能需要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包括美国和中国卫生领导人之间的持续对话。

在过去的4年里，甚至在“新冠肺炎”之前，两国都采取了阻碍科学研究、友谊和生产力的纽带的措施。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中国办事处大幅裁员，影响了合作努力。过去4年，因为来自执法部门、资助机构和雇主的审查越来越严格，在美中国学者压力很大，尤其是那些与中国机构密切合作的学者。这些压力的强度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增加。这种紧张是在更高的政治级别(即卫生和外交部门的高级选举和任命官员)而不是在科学或技术级别(即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引发并加剧的。

随着正在进行的新冠肺炎大流行继续扰乱人们的生计，在不久的将来，国际旅行将受到影响，面对面的互动将会减少。虚拟协作将继续进行，最终将回归面对面旅行和面对面会议的常见做法。对一种或多种有效和安全的疫苗的预期可能是有希望的，但不能保证。美国和中国在疫苗开发和分销方面的强有力合作将使两国和世界受益。

两国还面临着许多固有的长期社会和健康挑战，暗示着卫生和医药领域的合作机会。这些挑战包括：随着中国经历急剧的城市增长和特大城市发展，城市卫生问题日益严重，两国的人口老龄化以及对老年人医疗和社会服务的需求增加，环境恶化，气候变化，能源需求和方法，政策和经济问题，健康关系重大的政策和经济问题，以及非传染性疾病及其风险因素(例如，吸烟、饮食或营养过剩、盐的摄入量、脂肪的摄入量、体力活动、糖尿病、心脏病和中风、精神健康和药物滥用、关节炎、行动和伤害)。

除了正在发生的新冠肺炎大流行外，长期存在的全球卫生挑战还包括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脆弱的卫生系统，这些国家可能会被一种新出现的传染病或慢性病压垮。美国和中国可以在其全球卫生援助和参与方面相辅相成，尽管在目标、方法和成败方面存在差异。美国在评估卫生援助方案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可以提供经验教训。中国可以在更安全和更高效的情况下运作，特别是在美国无法企及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中国还可以用其在人力和物流方面的优势来补充美国在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实力，正如中美在控制埃博拉病毒方面的合作所表明的那样。美国还拥有更多的全球卫生劳动力和更多的全球卫生学术项目，这支持了美国全球卫生行动的规模。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全球卫生项目越来越少，覆盖面也越来越小。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双向交流将丰富全球卫生科学和知识。在不久的将来，继新冠肺炎之后，将是具有挑战性的。然而，我们有如此多的东西可以相互学习和提供，因此我们的生物医学和公共卫生联系必须保持和加强。对于美国和中国的科学家来说，在应对大流行的要素和未来大流行的最佳实践方面合作是有意义的。

新冠肺炎之后的中美卫生合作建议

中美卫生和医药合作成果丰硕。我们指的是美国和中国，但实际上，它是全球性的，因为只要新冠肺炎还在流传，每个国家都是相关的。虽然在一个国家消除传播对单个国家来说是非常好的，但它必须为病毒的重新传入及其快速传播做好准备。通过伙伴关系、共同合作、共享信息、透明、改善沟通的准确性和及时性来应对这一流行病具有重大价值。必须保持和培育这种合作，以支持我们的共同利益，应对卫生挑战和威胁。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时代，政治紧张局势加剧。我们希望拜登政府能够帮助解决我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分歧。有许多现实的或潜在的冲突领域。然而，健康和医学是我们可以有效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领域，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互通的世界里。合作与交流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遵循新冠肺炎。我们需要共同学习，认识到我们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我们在智力上得到了提升，在社会上也受到了挑战，特此提出三点建议。

首先，为了从新冠肺炎大流行中控制和重建，并为未来的爆发和流行病做好准备，我们需要恢复因政治而受阻的中美两国政府机构在卫生和医药方面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合作可能是美国和中国疾控中心之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与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美国国际开发署和中国国际开发合作署以及中国医学科学院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之间的合作。拜登政府宣布美国不会退出世卫组织，并将参与新冠肺炎疫苗全球获取(CoVAX)机制，这为美国提供了与世卫组织和中国合作为财力不足的国家提供资金的机会。两国应该超越COVAX倡议，增加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获得新冠肺炎疫苗的机会。例如，凭借中国成功的大规模检测历史，中国可以与美国合作，帮助非洲国家检测和筛查新冠肺炎。美国和中国应该与世卫组织和其他国家合作，扩大黄卡(也称为疫苗护照，记录个人的疫苗接种历史)疫苗接种记录，以满足新冠肺炎大流行带来的需求。

第二，促进受到政治和新冠肺炎疫情阻碍的学术界和科学界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在紧张局势和大流行中，学术交流继续存在；然而，如果既定路线继续下去，这种势头可能会受到抑制。应该鼓励而不是阻碍学术机构之间在卫生和医学方面的合作和交流。之前的失误，如富布赖特计划在中国的中断，应该得到扭转。双方应加大投入，切实加强两国在科学文化领域的交流。

最后，中美卫生和医药合作的商业案例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和中国应该在投资健康创新、扩大药品市场准入和对合成阿片类药物提供监管控制方面进行合作，这对美国和中国都有好处。包括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在内的私营部门有大量机会与两国政府合作，改善中美在健康和医药方面的合作。

原文出处

A P L L ,  B K W ,  D Z C C , et al. US–China health exchange and collaboration following COVID-19.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