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非医生谈埃博拉前线：徒手翻开患者眼睑

对话人物·曹广

男，42岁，北京安贞医院普外科医生。2012年8月，作为第23批援助几内亚医疗队成员之一，曹广和安贞医院18名队员一起前往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执行援非任务，其间写下467条微博的“援非日记”。

2014年3月，因参与接诊科纳克里首例埃博拉出血热患者，曹广被隔离观察。因埃博拉疫情尚未蔓延至中国，他被称为“距离埃博拉最近的中国人”。

对话动机

8月25日至28日，在第23批援非医疗队行将归国之际，刚刚终结“援非日记”的曹广通过微信接受了新京报记者专访。

截至8月28日，世卫组织通报，起源于西非的埃博拉疫情已造成1552人死亡，3062人感染。目前，中国多个政府部门已联合对埃博拉筑起防线。

对于这种高致死率病毒，曹广不仅见证了自今年3月开始蔓延的埃博拉疫情，也经历了非洲医疗工作者在救治埃博拉患者过程中感染病毒死亡，经历了21天被隔离的生死恐惧，他在微博上的情绪相当克制。

中国医疗队援非已有51年。近日，随着公众对埃博拉疫情的高度关注，援非医疗队员的生活状态、工作环境、可能面临的危险及防护措施，都成为关注焦点。

出征援非

援非医生大多经历非典

新京报：2012年8月15日，你随第23批医疗队登上了前往几内亚的航班，你说过是自愿前往非洲。

曹广：我报名时确实没想太多，普外科医师在那边事情相对会比较多。自己符合报名条件，身体素质也不错，对非洲、对援外医疗都感觉新奇。另外，医院对我们的待遇也比较好。

新京报：出发前你经过8个月的法语培训和行前培训，都有哪些内容？

曹广：出发前打过热带病预防针，两针吧。行前培训印象比较深的是请过老队员来讲课，介绍经验，增加了感性认识。

新京报：你在微博中说，医疗队大部分队员都参与过非典战役，这次援非是特意选了有经验的医生团队吗？

曹广：援非的医生都是主治医师以上人员，很多都是副主任甚至主任医师，所有人都经历过2003年非典，那年我也自愿报名了，只是没派去前线而已。

新京报：在传染病的防控上，是否有准备？比如埃博拉病毒。

曹广：对疾病的预防，并没什么特殊的准备措施，只知道当地热带病较多，如黄热病、疟疾、霍乱等常见病，艾滋病也比较多，但这些疾病我们都比较了解，并不是特别恐惧。对于埃博拉，行前确实没提到这个超级病毒。

新京报：你在微博介绍，几内亚战乱频繁、治安不好、水电供应成问题。初到那里，你和你的团队在生活上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曹广：生活最大的问题就是买东西不熟悉，没经验。饮食方面，蔬菜和肉类品种少，也不认识路。其实战乱我们医疗队没碰上，上届（医疗队在时）打得厉害，据说还有炮。政治动乱倒是不少，游行闹事比较多。

异国从医

手术时两次被同行扎手

新京报：你所在的中几友好医院医疗条件怎样，医疗设施是否匮乏？

曹广：这是几内亚设备最好的医院。但手术室会停电，医生没有手术衣，用矿泉水冲洗伤口也是常事。医院的手术器械不齐全，开始连手术剪子都不好用，还是后来我帮助补充了一批。

新京报：非洲医生的团队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曹广：当地医生的防护措施和他的医疗水平有关，确实比较落后。我们科的（非洲）医生还是很认真的，对患者也很负责。但确实“操作粗放”。

比如，护士很少戴口罩帽子，扎针几乎全部徒手，输液消毒几乎没有。医生光膀子上手术，穿自己衣服做手术，手套破了依然手术。甚至有时值班可以没人在岗，患者液体都空了也没人换。我跟他们说过，但没用。不过患者倒也不计较。

新京报：你曾经在术中被当地医生扎了手？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你采取了哪些应急措施？

曹广：一共被扎了两次手，都是刚来的时候，第一次是台阑尾手术，那是我第一次在几内亚做手术，在北京都很多年没扎过手了。那次比较害怕（当地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较多，且术前不查），但查了血没事也就算了。但接着，我又被扎了一次。

新京报：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会发生？

曹广：因为和他们配合不熟练，他们手术操作不够规范以及缺乏器械、护士。第二次被扎手我有点生气，我告诉他们，必须按正规的操作习惯来，否则我就等他们弄利索了，我再上。这样跟他们“打”了几次，慢慢就顺溜了，手术台也干净了很多。

新京报：当地的医患关系怎么样？

曹广：医患关系出奇地好。医院早上开会，门诊经常很晚才开，但没人闹。手术做好了，患者家属会很感激，我还收到过一个患者送的小礼物，是个用草编的小包。收到这个礼物我可开心了，要知道当地民众大多很穷。

遭遇埃博拉

徒手翻开病毒患者眼睑

新京报：你在今年3月24日第一次知道非洲暴发埃博拉出血热，当时是几内亚政府发来的短信息吗？

曹广：政府短信是对所有几内亚的移动电话发送的，不是特别针对医疗队。内容就是报告几内亚暴发埃博拉疫情，让大家注意卫生。措辞大概就是这样，并不是特别严厉的感觉。

新京报：作为普外科医生，你对埃博拉病毒有多少了解？当时心里什么感觉？

曹广：当时我对埃博拉没有太多的理论了解，大学学过这堂课，但就是三五分钟的内容，因为国内根本就没有过。

感受就是很突然，很倒霉。尤其想到我诊治过的那个患者，心里还是很警觉的。我几乎第一时间就想到那个患者可能就是感染病毒而死。

新京报：非洲当地的医生有着怎样的反应？

曹广：我的非洲同事可真的不是很在意，3月24日，我跟几内亚医生盖斯姆（Gassimou）说要好好给病房消毒，因为我们病房一个出血的患者前一天刚刚去世。我说要提防这个患者是病毒感染者，他问我你怎么知道那人是感染了埃博拉？当时我就说，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埃博拉？结果不欢而散。转天我就隔离了。

新京报：回想在医院你接诊第一例埃博拉患者，你和他有过怎样的直接接触？患者的症状是什么？

曹广：那是一名35岁的男性患者，因腹痛、呕血、发热、乏力收入普外科病房，第一眼看到那个病人就是觉得稍微有点奇怪，出血倾向，眼睛出血、胃肠道出血及腹痛、发烧。第二天尤其明显，病情急剧变化，我也是着急了。

新京报：为他检查、治疗时，你有采取过一些预防措施吗？

曹广：我曾为这名患者体检，徒手翻开过患者的眼睑，并且隔了很长时间才去洗手。查体作为常规操作是不需要戴手套的，其实我们外科大夫都很注意操作规范，这些都是融化在血液里的基本素质。当然处理传染病肯定是该戴手套的，但谁让事情偏偏发生在普外科呢。

新京报：这位患者从前来就诊到去世，一共过了多长时间？他的遗体当时是怎么处理的？

曹广：患者是（3月）17号住院，18号晚上就去世了，也就是一天多。他死的时候没人知道这里埃博拉暴发，所以就是常规处理，患者家属给他拉回家处理，这是他们的风俗。处理尸体的时候我没在场。

新京报：什么时候让你感觉到埃博拉传染病事态严重了？

曹广：感觉严重了应该是在4月份，几内亚第一次航班减少。

盖斯姆离世

他喜欢我们叫他“小盖”

新京报：发现埃博拉感染者后，医院的医生也出现了被感染的症状？

曹广：和我一起的医护有三个在周一（3月24日）说疲劳厌食。我清楚记得盖斯姆说周末就不舒服。很快就证实一周前死亡的那个患者是病毒感染，他们三个都有症状就一起隔离观察了。

新京报：几内亚医生盖斯姆，来中国学医近10年，和你在一线合作近两年，你一共发了467条微博，至少61条提到他，可见你们合作的紧密和关系的亲密。

曹广：嗯，他工作认真，对患者负责，但脾气倔，有时不愿意听我的。我能让就让，不能让就对不起了，“死掐到底”。但这些争执都是为患者好，我们每次“吵架”都能和解，就跟小孩过家家差不多。

他的样子到现在我还能记住，他生前一直嫌自己黑，他喜欢我们叫他“小盖”，我一共问过三次他的年龄，他誓死不告诉我，我说你一男的，有什么不能说的。直到最后，从他的死亡病历里，我才知道他的年龄—1966年生，（终年）48岁。

新京报：他的生活状况是怎样的？

曹广：最后这半年可能是手术多点，稍微好点了。他刚买了一辆破旧的二手车，每月都要还贷款，他生活确实比较拮据，一直抱怨挣钱太少。生活的窘迫和工作的执着之间是有落差的。

新京报：你在被隔离期间还和盖斯姆通了电话，还能记起你们最后的交流吗？

曹广：我跟他一共打过两个电话，都是互相鼓励，因为我也在隔离，记得最后一个电话应该是他去世前三四天吧，临挂断前，他还说回头给我打过来，但再也没有打过来。

新京报：知道盖斯姆去世的消息，很难过吧，同时更担忧自己？

曹广：对于他的去世，我很伤心，我失去了一位朝夕相处的同事。自己确实也更紧张，因为病毒暴发后，我还跟他在一起干活超过一周，3月24日还做了一台手术。

新京报：听说你还给盖斯姆烧了纸，按照中国人的习俗。

曹广：烧纸是医疗队的吴医生提议的。我想想也行，总归是个纪念。烧的纸钱还是吴医生亲手做的，因为在几内亚没的卖。

新京报：在今天，你想对去世的盖斯姆（Gassimou）和那位护士（Madamu Camara）说点什么吗？

曹广：有一个中国朋友会永远记住你们。

隔离的考验

隔离末日告诉儿子实情

新京报：当你被通知隔离时，是否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

曹广：还是有（心理）准备的。好在一直没有出现症状，所以不是特别紧张。关于生死，倒是心里有过一闪念。但回想起来，我也真的能理解盖斯姆和几个出现症状的人，会面临多大心理压力。

新京报：被隔离的人员涉及多少中方医务人员？

曹广：中方医疗队就我和吴医生两人。

新京报：我注意到你提到的隔离期有“两个21天”，一个是和患者的接触，一个是和感染者的接触，这各自意味着什么？

曹广：“两个21天”是我给自己定的一个时间表。和患者接触，和感染者接触，这些都不是好惹的。

新京报：21天是传染病最长的隔离时间吗？

曹广：是的，21天是最长观察期。埃博拉（患者）一般都是5天发病，10天左右死亡，他们几个人也都是这样。

新京报：4月5日，在接触患者的第18天，你在微博披露了被隔离的消息，你当天一共发了12条微博，是一天内发微博最多的一次。

曹广：4月2日，我才知道Gassimou（4月1日）和护士Madamu Camara（3月31日）去世了，当时心情很差。其实那会儿我已经度过了10天的最危险期，差不多没事了，安全了。

新京报：从微博上看，在公布接触过这样一种恐怖的病毒时，你还是很冷静的。

曹广：4月2日到5日那几天，我确实心里难受，也是实在憋不住了，才说出自己就是那个被隔离的人。

新京报：被隔离是在怎样的环境里？你每天都做些什么？队友每天送饭给你时，会和你说些什么？

曹广：隔离就在自己的宿舍里，也可以到外面走走，但不能和其他人过密接触，说说话还可以。我每天都锻炼哑铃、报告体温。

几个固定队友每天给我送饭，队长带头。我知道他们也紧张，就怕我出问题。他们每次看我能吃能喝的，就高兴了。因为埃博拉那个病的胃口不好。

新京报：21天，对于一个等待好消息或坏消息的人，都有点漫长，情绪会有很大波动吗？

曹广：时间确实挺长。情绪还算稳定，至少没吓死吧，呵呵。当医生的，可能还是神经稍微粗点。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把被隔离的事告诉家人的？

曹广：隔离初期我就忍不住跟老婆说了，我自己有点儿扛不住，真是想找地方发泄，我老婆也是医生，还算是扛得住，不过她病了好几天，我担心得够呛。

新京报：有告诉你的孩子吗？

曹广：隔离期结束的那天我爱人才告诉儿子的，怕他耽误课。毕竟还是孩子，才10岁。他在听到一半时就泣不成声了，这是儿子第一次因为担心亲人而落泪。我很感动，他长大了。

走出危机

这只是医生职责所在

新京报：当地医护人员感染，而你和吴大夫没有出现问题，是因为你们的警觉性更高、操作更专业，还是防范措施更好？

曹广：他们（当地医务人员）确实很多操作不注意。我们没事的最大可能还是接触（患者）的量不够。谁知道呢？确实有走运的成分在吧。

新京报：在你印象中，中国医生团队的援助，给当地的医疗技术、相关制度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帮助？

曹广：对普外科的帮助肯定是有的。手术范围比开始扩大不少，很多手术都是在这里第一次做的，而且效果都还可以。

新京报：作为医生，你见惯了生死，在接近或遭遇一种致命病毒后，是否让你对生命和医者本身有了更新的理解和认知？

曹广：我想在遭遇埃博拉时，没有人会淡定。我没症状都怕得要死呢。大话真的不要说，说了也没人信，没人不恐惧死亡。只是自己是医生，克制力稍微强点而已。

重新认识倒是有点吧，只要健康活着就是最幸福的，任何患者肯定都会有这种感觉。即便得的是阑尾炎（小病），在手术前肯定都会害怕，这种心态在以前我确实没太注意过。

新京报：467条微博，历时两年，记录了你的援非历程和遭遇，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段网友对你的评论，“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拯救世界”，结合你的遭遇和这段话，你觉得这是对你和你的团队最大的褒奖吗？

曹广：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说得很好，但确实过于褒奖了。这只是医生的职责所在而已。我的微博也表达过这个意思。不要太拿我这件事当回事，这就是一个医生该做的，我也不是多风格高，就是这么想的。

声音

好的时候，盖斯姆（Gassimou）每月能开1000元人民币的工资，其中500元用来租房，他是外科主任，5元钱一包的烟，他只能花一元钱4支4支地买。但他工作认真负责，工作的执着和生活的窘迫之间是有落差的。我想说，一个中国朋友会永远记得你。

—曹广回忆几内亚医生、合作伙伴盖斯姆，这位医生曾在中国学医近10年，3月下旬确认感染埃博拉病毒，4月1日离世。

（原标题：援非医生谈遭遇埃博拉：徒手翻开病毒患者眼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