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怎样释放科研人员的创新动力

目前，中国科研人员面临的各种压力越来越大。除了应付没完没了的检查、验收、评估、晋职、答辩，还要忙着申请课题、发表论文、开各种会议。即使指导研究生，也以发表高影响因子论文为导向，从来不愿意教育学生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在上述压力之下，研究人员的创新动力不足，再加上科研环境中不健康的因素越来越多，直接影响了国家科学原始创新。

生存成了科研人员的第一要务。作为连续读了几十年书的科研人员，能够在科研院所或高等学校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在外人眼里是令人羡慕的。殊不知，内在的压力，再加上住房、子女教育、家庭压力，就使得很多研究人员，将科研作为一种谋生的职业。其所从事的研究，大多以经费获得为最高目标，而经费又以论文发表为杠杆，不能也不敢有创新的思路，更不敢坚持科学真理。

科研人员作为人类社会中特殊的群体，是以知识创新为己任的。这个职业最大特点是要求研究者有研究兴趣，有科学献身精神，其工作态度是“安、钻、迷”型的。陈景润之所以能破解哥德巴赫猜想、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李时珍能写出《本草纲目》，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都是凭着浓厚的钻研兴趣，他们没有生存压力或者并不计较个人得失。

怎样才能释放科研人员的创新动力？根据笔者在研究所几十年来的工作经验和观察，建议如下：

第一，提高准入条件，减少评估频度。淡化乃至取消量化评估做法，看重代表性成果。目前对科研人员进行一年一度的评估，其本意是对做得不好的研究个体予以惩戒，对好的实行奖励。但具体实施时，却将论文影响因子作为唯一指标，科研人员不敢将“宝”押在重大科学发现上，而是将大文章拆成小文章发表应付过去。实际上，对于合格研究人员的筛选，应从源头把关质量，提高准入条件。要从科研人员受教育背景、科研潜力、天赋、品行、团队精神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察，不要看他发表了多少论文，而要看他解决了什么问题，有哪些代表性的成果。一旦进入到科研单位，就要相信研究人员，给予宽松的学术环境，而不是总折腾他们。

笔者参与首批“973”计划课题时，队伍中有一名研究员，前三年没有发表论文，但项目首席科学家一直不催促，最后该研究人员获得了重大发现，成果以封面文章形式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并因此被遴选为中科院院士。如果逼其发表成果，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成就。

第二，优化团队结构，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目前对海外回来的博士，动辄给予研究员、副研究员头衔，这就打击了国内同级别科研人员的积极性，逼迫他们也出国去“镀金”。对于没有做过学术带头人的年轻学者，拔苗助长会导致人才夭折。鼓励引进人才与国内人才同步竞争，如他们在今后的科研生涯中脱颖而出，凭借实力获得相应的头衔，就会让众人信服。当年搞“两弹一星”，科研队伍强调“老中青”三结合，其道理是不言自明的——将老年科学家的阅历、中年科学家的智慧和青年科学家的进取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就能够办大事。

第三，全额发放工资，不要让他们为“五斗米而折腰”。一些研究院所的绩效工资是从课题中支付的，而岗位聘任的人员工资，则全部来自课题，压力很大。知识分子最在乎的是声誉，为发工资去争课题，去求人，去搞歪门邪道，真正的君子是不会去做的，就面临被淘汰的危险；那些混进科研队伍中的研究人员就会去钻营，最终劣币驱逐良币。对于科研大军的优秀人才，建议国家将他们的工资全额发放，不要让科研人员为了生存，将主要精力用于申请课题。

第四，创造完善的职称评定环境。职称评定与晋级，是科研人员非常重要的事情，但频繁的晋职搞得人心惶惶。现在搞的“十三级”分级太繁琐，门槛太多。如再最后申报院士，科研人员在其科研生涯中一半以上的时间之内，都在“爬台阶”。职称评定与晋级非常严谨，应充分组织材料，采取非常透明的公开答辩，不能搞山头主义，搞小动作，“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压制不同声音。

第五，鼓励科研人员“敢为天下先”，树立科研自信和人格自信的人生态度。目前国内科研不自信，言必称美国，跟风研究现象十分严重。研究人员的存在，如果仅仅是为了发表论文，重复验证洋人提出的所谓“理论”，就势必造成垃圾论文爆发。除了少数纯理论的学科之外，科研人员要立足国计民生实际需求，解决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题。科研经费发放，应采取“计划与竞争”相结合的办法，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最终目标。原始科学发现应以中文首先发表，中国学者要率先引用国内学者成果。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

总之，科研人员要理性回到科研活动中来，知识创新是其本职工作，为人类创造知识财富是其人生的最高追求。建议国家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轻装上阵，到国际科学舞台上去竞争。大部分科研人员要面向国家实际需求，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在解决问题的同时，提升学术能力，展示其才华。

作者蒋高明，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