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V发现者谈艾滋研究进展

一年一度的林道诺贝尔奖得主大会，对于与会的年轻人来说绝对是足以改变一生的宝贵经历。本期Nature杂志以“Medical Research Masterclass”为题，推出了2014林道诺贝尔奖得主大会专题。该专题记录了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与青年学者的直接交流。

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弗朗索瓦丝·巴尔-西诺西（Françoise Barré-Sinoussi）因为发现HIV，与吕克.蒙塔尼（Luc Montagnier）共同获得了2008年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三十年过去了，HIV研究进展如何呢？巴尔-西诺西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Christian Flemming/Lindau Nobel Laureate Meetings

Françoise Barré-Sinoussi

HIV发现已经有三十多年了，我们取得了哪些进展呢？

HIV诊断测试是继发现HIV之后的首个重要成就，我们有了检测方法就能避免病毒通过血液和血液衍生物进行传播。随后1994年人们用AZT（一种抗艾滋病药）进行抗逆转录病毒治疗，阻止了HIV的母婴传播。1996年出现了强效的抗逆转录病毒组合疗法。这都是转化科学的成功范例，人们用基础知识开发检测方法和治疗手段，让患者从中获益。

据说每一个HIV感染者开始接受治疗，就有两人受到感染，这是出了什么问题？

尽管明知有治疗药物存在，人们还是对HIV检测很畏惧。以我的经验看来，人们担心别人将自己视为吸毒者或性工作者，害怕被社会所排斥。不幸的是，这一现象不仅出现在资源有限的国家，在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是一样。

HIV的解决之道是什么，加强教育或是进一步研发治疗方法？

教育是预防、护理和治疗的一部分，不能简单说预防和治疗哪一个更重要。如果我们不治疗三千五百万已经感染的患者，那么HIV传染就会继续。治疗本身也是一种预防，因为可以减少病毒传播给别人。我们应当好好宣传现有的工具（比如避孕套），同时开发新的预防途径。今年早些时候的一项初步结果令人鼓舞，研究显示每月注射一次长效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可以预防艾滋病。这类技术日后将会成为一大突破。

宗教对HIV传播的影响有多大？

影响HIV传播的因素很多，宗教是其中一种重要的因素。2005年教皇本笃十六世说避孕套无法解决HIV问题，这对非洲天主教国家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也有一些国家在宗教教条的影响下制定了反同性恋的法规，但这样的做法并不能减少HIV感染。不过我也遇到了许多了不起的当地宗教领袖，他们将HIV的风险告知众人并鼓励其自我保护。

什么是最有希望的HIV治疗途径？

在我看来，寻求缓解（remission）比完全根除更有可能实现，病毒虽然还在患者体内，但已经受到控制不进行复制。有案例表明，感染后立刻进行治疗就能达到这样的缓解效果。

举例来说，VISCONTI患者（法国14个感染后很快接受治疗的患者）停药后的几年，体内的HIV复制仍持续受到控制。另外，密西西比婴儿（生来携带HIV并在出生后立即得到治疗）停药后的两年多时间里，病毒也处于控制之下。不幸的是，最近这孩子体内的感染又死灰复燃了。我们需要开发更好的工具，来检测留在体内的病毒。

为何开发HIV疫苗这么难？

原因很多。广谱中和性抗体的开发非常缓慢。HIV可变性很高，能够轻易逃脱免疫系统的控制，病毒感染非常快，会导致免疫防御出现异常。一般来说，接种疫苗之后体内会有很低水平的病毒复制，这原本是件好事，能够再次刺激免疫系统。但对于HIV来说却是个大问题，因为微量HIV抗原也对免疫系统有害，会阻止疫苗正常工作。我们鉴定了不少有害抗原，但还不知道是哪些抗原起始了免疫细胞的异常信号。

基于CMV的SIV疫苗是一个真正的突破。SIV是猴免疫缺陷病毒，相当于非人灵长类动物的HIV，CMV是作为载体的巨细胞病毒。这种疫苗能够诱导非常有效的免疫应答，清除恒河猴的SIV感染。最近，广谱中和性抗体的混合“鸡尾酒”也在小鼠和恒河猴体内有效抑制了HIV病毒血症，减少了前病毒DNA。

2012年国际艾滋病协会发布了HIV的七大优先问题。这一战略起到了什么影响？

我们启动“迈向HIV治愈计划”是为了刺激和协调国际合作，倡导在这一领域进行更多的研究。在美国，免疫、遗传学、病毒学和私营企业的专家已经建立了联盟，共同开发治愈HIV的方法。近年来，我们对HIV的潜伏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开发了相应的策略。比如，活化休眠病毒将其排出细胞，然后利用免疫试剂或疫苗杀死这些病毒。人们还开发了让细胞抵抗HIV感染的基因疗法。

今年林道大会上，青年女性研究者首次多于男性。怎样才能鼓励更多女性从事科研工作呢？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刚开始在巴斯德所工作时，总共只有五名女性教授。如今，我们所的女性教授已经占到了差不多50%。要鼓励更多女性从事科研，就需要更好的认可女性的工作，我认为这一点已经在不断改善了。孩子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当年选择不要孩子，因为那时觉得兼顾事业和家庭太困难。当然这可能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也有许多女科学家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如果研究机构能提供儿童托管会更好。公平是一件好事，女性不应当因为自己的性别受到差别对待。

（采访巴尔-西诺西的是Iria Gomez-Touriño，Iria Gomez-Touriño目前是伦敦国王学院的一名博士后，主要研究1型糖尿病中的T细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