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恒鹏：三甲医院活得这么好，医改其实并没有改！
2017-06-20 刘鸽 中国数字医疗网
6月18日，在2017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作了《聚焦医疗服务新模式》主题演讲，分享新业态与医改之间的关系，他表示，中国的健康产业发展，希望不在传统的组织模式医院上，而在一些新兴的医疗服务模式上。朱恒鹏表示，健康产业的核心是医疗，不触及到医疗业务的健康产业，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健康产业。因为传统上一致认为，在改进健康等方面，医疗的作用非
6月18日，在2017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作了《聚焦医疗服务新模式》主题演讲，分享新业态与医改之间的关系，他表示，中国的健康产业发展，希望不在传统的组织模式医院上，而在一些新兴的医疗服务模式上。
朱恒鹏表示，健康产业的核心是医疗，不触及到医疗业务的健康产业，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健康产业。因为传统上一致认为，在改进健康等方面，医疗的作用非常大。如今，随着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医疗行业越来越受到重视，医改成为国家发展的主题。
“医改其实并没有改”
卫计委提出要建立分级诊疗体系，希望三甲医院院长带领三甲医院、二级医院和社区医院，按照“社区能看的给社区、社区看不了的给三甲、二级医院适合的给二级”的模式进行分级诊疗。但是，作为一个医改政策研究者，朱恒鹏认为这样的医改是推不动的。
“去年我和一个大三甲医院院长谈话的时候，他说，作为医学专家，我坚决支持分级诊疗，三甲医院太大了，大量的不该三甲医院做的业务都在做，我们百分之六七十的业务都不该我们这些专家做，我们大量时间陷入在头疼脑热的疾病上去了。北京的三甲医院连狂犬病疫苗这样的业务都做，从一个医学专家出发，我坚决支持分级诊疗。但是作为一个三甲医院的院长我坚决反对分级诊疗。上一个院长把我们做到3000张病床，收入接近30亿，4000名员工人均收入22万。我接过院长以后，50%的门诊推下去，50%的手术推下去，大家的收入没增加反而下降了，大家还不得吃了我？”
朱恒鹏认为，三甲医院本来应该干疑难杂症、危急重症、教学科研的，可是现在有1万张病床，它要不和社区抢阑尾炎，它怎么活得下去？所以，三甲医院依托牌照和收入高的优势，吸引好医生，带来好患者，医保资金又拿过去，赚的钱越多，吸引的医生越多，形成了“良性循环”。
“三甲医院活得这么好，社区活得不好，社区活得不好就交给财政呗，财政养起社区来，社区不干活了，无所谓，所以改革是推不动的。”朱恒鹏说。
所以，改革推进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财政没钱了，政府养不起了，这个时候改也得改，不改也得改；第二，创新。健康产业的发展靠的是业界，包括做医院的、做医疗的、做投资的实实在在的摸索和创新，而不是靠坐在办公室的领导和学者在那设计改革方案。
“健康产业发展，希望不在传统医院上，而在一些新兴的医疗服务模式上。”
朱恒鹏表示，医疗本身是个服务行业。比较合理的医疗服务体系应该满足三个条件：看病方便，费用合理，服务要可信任。但目前把一个本来是服务的行业做成了一个简单的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投入了人力、物力、财力，花了钱就要得到一个确定的结果，这个行业不是这样的。“国内公立医院的院长和医生大部分拒绝承认医疗行业是个服务行业。”朱恒鹏说。
因此，对于中国的健康产业发展来说，希望不在传统的组织模式医院上，而在一些新兴的医疗服务模式上。
“健康产业未来肯定有发展前景，15%的GDP份额我是相信的，中国这种大国需要如此发达的健康产业，这个产业不仅仅给老百姓带来良好的服务，它还促进技术进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去投资公立医院，我们是发展公立医院，还是去发展新兴医疗服务模式？这个方向的判断非常关键，做正确的事，才能把事情做好。”朱恒鹏说。
朱恒鹏发言实录：
非常高兴来到即墨和大家专门讨论健康产业发展问题。这个话不完全是客套话，去年在健康大会上，当时在分组讨论的时候，正好和青岛分在一组，还专门和当时的青岛市委书记李群同志讲，我觉得青岛应该把健康产业作为将来发展的一个重点，特别是在前些年出现了一些重大的事件以后。
我这里题目叫《聚焦医疗服务新模式》，今天一般都是提健康产业这个词，从刚才王院长和邢女士的演讲中大家体会到了，健康产业的核心其实还是医疗，因此如果不触及到医疗业务的健康产业，恐怕我们很难说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健康产业。
这里我提到健康产业发展的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服务。刚才王院长的PPT正好给我做了一个铺垫，他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数据，就是对于人均寿命的提高，行为习惯占到60%以上，这个数据在国内开始深入人心了，因为有一些重量级的人物也开始说这个数据，包括去年健康大会上也讲到这个词。这对我们来说其实就很有意思，为什么说很有意思呢？因为传统上一致认为在救死扶伤方面，在提高寿命方面，在改进健康方面，医疗的作用非常大。医疗这个行业为什么越来越受到关注，而且我们发现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老百姓和政府越重视医疗行业，医改越成为这个国家的主题。
在三十年前，中国人从来没有把医疗作为一个大问题，正像有些人经常会讲，说现在不如过去，还是计划经济好。其实医疗的问题都是发展起来了以后，丰衣足食以后才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王院长的数据告诉我们好医疗好像不重要，但是以前我们又觉得很重要。我个人研究医改这是第十二个年头，宏微观的数据都是如此，微观上我们见多了案例，医生救死扶伤。这个时候我想说医疗的本质是什么？服务。
我们知道，你到医院去，躺着进去，站着出来，这是我们希望的结果。但是到了医院，大量的情况是躺着进去，躺着出来。好多医生现在说我们的患者现在不理性，我们的老百姓要求太高，治不好病他就打我。其实不是这样，中国人都知道一句话，生死有命，医生最多是尽人事，但是健康和生命是听天命的，老百姓都懂得这个道理。我们也听说过好多故事，即便患者没有治愈，他离开的时候对医生仍然感恩戴德。也就是说能够治好，能够治愈当然很好，但是如果不能治理好，不能治愈，也能够让患者对你心存感激，这是医疗行业一个很关键的特征。所以这是我给它的第一个关键词，医疗是个服务。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应该知道中国今天健康产业的发展和医疗的关联是什么。我们把一个本来是服务的行业做成了好像不是服务，是一个简单的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我投入了人力、物力、财力，花了钱就要得到一个确定的结果，这个行业不是这样的。建国以后，特别实行了公有制以后，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医疗行业严重走歪了，就是忽略了它是一个服务行业。我估计王院长仍然持这样的观点，王院长知道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率，国内公立医院的院长和医生大部分拒绝承认医疗行业是个服务行业。我曾经讲过课，有些老大夫站起来反对，我们怎么能成为服务行业，我们怎么能成为端盘子的？医疗的本质特征真的是服务，这点我不能展开讲，但是我想把这个话说在这里，就是说做健康产业，服务是一个核心。
前面王院长讲的以及邢女士讲的精准医疗，这都是从技术上来讲，我们希望在提高健康、提高寿命方面越做越好，但是普通医疗服务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普通医疗服务的贡献是相当慢的。让人走得有尊严，让人走得不那么痛苦，这个作用就非常大，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关键词是创新，为什么讲创新？刚才靳丽萍介绍我是医改研究专家，说全了就是医改政策研究专家，但是研究这么多年政策，得到一个结论是改革没什么用，大部分改革其实都是忽悠人的。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的贡献都来自于改革，如果说改革有用的话，就是当年邓小平做的一个最伟大的改革，放弃折腾，不折腾，老老实实搞经济，让老百姓发展经济。改革之后，其实好多后面所谓的改革，很大程度上不是靠改革成功的，是靠拖，把问题拖没了。
八十年代的时候流通体制改革很难，百货公司曾经是老大难，但是国美、苏宁出来了，百货公司就不难了，愿意改就改，不改就死。国美、苏宁作为民企，也曾经很牛，当年黄光裕也狂妄得不得了，我不知道他放没放出来？但是淘宝、京东的出现，国美、苏宁也完了，不需要改革。中国电信，在座的诸位肯定还有印象，当年的工程电话公司狠到什么程度，电信业的改革总体都推不动，然后移动电话来了，电信业不用改了，中国电信已经死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又成了垄断者，也很牛，总理也推不动改革，然后由马化腾的公司发明了一个叫微信的公司，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现在降低为网络提供商了。当年，一个大年三十晚上数百亿条短信给这两家垄断公司带来了多大利润？移动通讯的定价问题总理都推不动，今年“两会”克强总理宣布，我们今年取消漫游费了。大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什么感觉？取消不取消无所谓，我们早就不打电话了。这是创新。
第三个，今后的创新是互联的创新，是平台的创新，看起来一个比较合理的医疗服务体系应该是这样的，它要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个，看病方便，按今天的要求就是在一个小时的车程内找到我放心的医院和医生。
第二个，费用合理，就是我担得起，当然不是越便宜越好，便宜不一定有好货。
第三个，服务要可信任。可信任的含义当然包括质量要好，躺着进来站着出去是质量好，但是躺着进来躺着出去是不是质量不好？不一定。我们知道你尽心了，我们感觉得到你尽心了，医疗本身就有这个特征。
当然医疗服务的普信也不是中国人简单认为的卫生院、二级医院、三级医院，是我们今天搞公有制政府必须要管，管的时候不得不搞成这么简单的好像就是三级医院。你要有器官移植手术必须是三甲医院，三甲医院不能低于500张病床，我们知道要做移植手术都得大设备、大量医生。但是我们在国际上能够找到一个脑外医院，只有五六个医生，只有20张病床。
我们今天要建立分级诊疗体系，今年国务院又出了一个文件，文件是这么希望的，三甲医院的院长带领三甲医院，再带着三四家、五六家二级医院，逻辑是社区能看的给社区，社区看不了的给三甲，二级医院适合的给二级。听起来挺有道理，但是我相信王院长体会得到，即便是我作为一个政策研究者，我也体会得到，让我去当一个三甲医院院长我绝不会这么干。
我告诉大家，我去年和一个大三甲医院院长谈话的时候，他是这么告诉我的。他说，我作为医学专家，我坚决支持分级诊疗，三甲医院太大了，大量的不该三甲医院做的业务都在做，我们百分之六七十的业务都不该我们这些专家做，我们大量时间陷入在头疼脑热的疾病上去了。北京的三甲医院连狂犬病疫苗这样的业务都做，这是第一句话，从一个医学专家，我坚决支持分级诊疗。
第二句话，作为一个三甲医院的院长我坚决反对分级诊疗。上一个院长把我们做到3000张病床，收入接近30亿，4000名员工人均收入22万。我接过院长以后，50%的门诊推下去，50%的手术推下去，大家的收入没增加反而下降了，大家还不得吃了我？现在三甲医院，这句话王院长也许不爱听，一定程度上成了咱们国家的祸害了，它本来应该干疑难杂症、危急重症、教学科研的，可是现在1万张病床，它要不和社区抢阑尾炎，它怎么活得下去？它利用三甲医院的牌照，收入高，形成了对它来说是良性循环，吸引好医生，带来好患者，医保资金又拿过去，赚的钱越多，吸引的医生越多。这种状态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卫计委又说分级诊疗，大家想想这怎么可能？这是我的结论，我作为一个医改政策研究者认为现在医改其实并没有改，根本就不想改。三甲医院活得这么好，社区活得不好，社区活得不好就交给财政呗，财政养起社区来，社区不干活了，无所谓，所以改革是推不动的。
我有限的经验，有限的学识总结，改革只有在哪种情况下可能？注意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第一，财政没钱了，政府养不起了，这个时候改也得改，不改也得改。我是体会到很多领导的难处的，改革总是得罪人，非常困难。财政只要有钱，哪怕借钱能解决的，都不会改革。当然，也有一些新上任的年轻领导会锐意改革，然后不到半年他就会被打脸，他就知道原来上任领导不改革不是因为保守，是改不动。但是一旦政府没了钱，改革就必须改了。当然，也有没了钱也不改，这种局面中国的历史上多了，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部分改革都是财政危机的时候。从这个角度讲，今天的新常态，经济收入下滑是个好事。
第二，我刚才说的创新。中国电信不改有中国移动把你弄垮，中国移动不改有微信把你弄垮。所以我个人的基本判断是健康产业的发展靠的是业界，不管是做医院的，做医疗的，做投资的，实实在在的摸索和创新，而不是靠坐在办公室的领导和学者在那设计改革方案。刚才王院长问25万亿、8万亿、16万亿哪个数据是真的，哪个数据你也别当真，因为这样的数据都是拍脑袋的。但是有一些具体的发展方向，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简单地讲，不要做大医院，不要抢疑难杂症、危急重症，因为那些高水平培养的外科大夫在王院长手里抓着，他不放，这个不好抢。
对于中国的健康产业发展来说，希望不在传统的组织模式医院上，而在一些新兴的医疗服务模式上。比如说爱尔眼科，很有意思，在其他疾病方面民营医院大部分竞争不过公立医院，但在眼科方面，爱尔眼科几乎打败了所有地级市医院。原因很简单，眼科的服务是低频的，认品牌，眼科服务是标准化流程的，质量可控。还有其他的，我刚才说互联平台，迪安诊断，这个公司发展很快，这个公司现在和大量的县医院联合起来，我认为它的发展很大，足够多的检查数据，再加上现在的算法，未来其实不可限量。而这样的专业检查机构的发展，很可能对未来小型医疗机构，特别是各级诊所的发展，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支撑大医院发展的除了好医生以外，就是大型设备，很多县医院发展起来不是因为有了好医生，而是买了好设备老百姓就认了，但是那些设备浪费得很厉害。
我最后的结论是，健康产业未来肯定有发展前景，15%的GDP份额我是相信的，中国这种大国需要如此发达的健康产业，这个产业不仅仅给老百姓带来良好的服务，它还促进技术进步。美国的医疗费用很高，但是美国的医疗技术、医药技术也是全球最强的。没有医疗的医疗，美国不会是世界霸主。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也需要这一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去投资公立医院，我们是发展公立医院，还是去发展新兴医疗服务模式？这个方向的判断非常关键，就像我屏幕上说的这个话，首先是做正确的事，然后才能把事情做好。
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回到2006年，你手头有100万，我们以今天的眼光看，当年你是买房还是买股票？结论很明确，如果买房，哪怕再笨今天都发财了。如果买股票，今天你再聪明恐怕也只能保本。所以做正确的事，才能把事情做好，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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