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vel Medicine and Infectious Disease：用于早期识别恶性疟原虫的宿主生物标志物——Ang-2和CRP

疟疾是一种危及生命的疾病，是恶性疟原虫最具侵略性的物种。除了之前全球疟疾病例数量的稳步下降外，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巨大影响，全球疟疾病例有所增加，这标志着疟疾消除计划的倒退。

疟疾仍然是欧洲最相关的输入性寄生虫病之一，死亡率从1%到超过4%不等。此外，由于在新冠肺炎大流行背景下寻求医疗保健的延迟，疟疾患者的发病率有所增加。这代表严重疟疾患者的风险更大，因为尽管存在有效的治疗，但当治疗开始延迟时，恶性疟原虫疟疾可能会发展为致命结果。因此，早期识别严重疟疾病例是减少疟疾在非流行国家影响的关键。

此外，世界卫生组织（WHO）有效地制定了既定的严重性标准，以应对流行地区的需求。然而，这些标准并不准确适合输入性疟疾，在年龄和对疟疾感染的免疫力方面，输入的疟疾人口不同。这些可能的分歧反映在国家和欧洲的指导方针中，这些指导方针对上述严重性标准提出了更细致入微的方法，甚至创造了“非常严重的疟疾”和“不太严重的疟疾”的概念。在上述标准中，在寄生虫血症的最佳临界点方面，国家之间也有异源性，从2%到10%不等。

相反，疟疾的严重程度取决于宿主-寄生虫的相互作用，其中寄生虫的关键因素是其细胞粘结于内皮细胞和红细胞的能力。这导致寄生红细胞在不同器官远端小静脉中固存，由于微循环阻塞而出现器官功能障碍，并根据内皮激活和炎症反应触发宿主反应。

内皮细胞激活涉及两个里程碑：（i）激活血管生成素/Tie-2（Ang-Tie-2）配体受体系统，使内皮对炎症和血管生成细胞因子的反应敏感化，以及（ii）血管生成素-2（Ang-2）的外糖破坏血管发育和血管生成平衡，Ang-2是血管生成-1（Ang-1）的拮抗剂，存在于稳定的情况下。虽然Ang-Tie轴的激活与流行地区的严重疟疾和死亡有关，但在输入性疟疾病例中尚未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目前的研究研究了几种宿主生物标志物，如C反应蛋白（CRP）、可溶性触发受体表达骨髓细胞（sTREM-1）和血小板等，以及寄生虫生物标志物。2023年6月20日发表在Travel Medicine and Infectious Disease的文章，研究人员评估了关键宿主生物标志物在非地方性环境中早期识别严重疟疾中的作用。

2011年1月至2021年1月在巴塞罗那进行了一项病例对照研究。根据世卫组织的标准对微生物确认的恶性疟原虫疟疾的成年患者进行了分类。患有进口非疟疾热的患者被列为对照组。在每个组中，测量了血管生成素-1（Ang-1）、血管生成素-2（Ang-2）、在髓细胞上表达的可溶性触发受体（sTREM-1）、C-反应蛋白（CRP）和血小板，并在各组之间进行了浓度比较。使用修改后的世卫组织严重性分类建立了新组，并使用多个估算模型评估了生物标志物的表现。

SM、UM和非疟疾病例之间宿主生物标志物值的框图

研究结果显示，131名参与者：52例严重疟疾、30例无并发症疟疾和49例非疟疾热病例。除sTREM-1外，所有生物标志物在各组之间都存在显著差异。使用修改后的世卫组织严重性分类，Ang-2和CRP呈现了最佳AUROC；0.79（95%CI 0.64-0.94）和0.80（95%CI 0.67–0.93）。结合CRP和Ang-2的模型显示最佳AUROC，为0.84（95%CI 0.68-0.99），灵敏度和特异性最高：分别为84.6%（95%CI 58.9-98.1）和77.4%（95%CI 65.9-87.7）。

在本研究中，宿主生物标志物允许根据世卫组织标准及早识别严重的输入性疟疾病例。在比较临床严重病例时，来自Ang-2和CRP等两种不同途径的生物标志物的组合显示了最佳的诊断性能（在既定的80%灵敏度中具有77%的特异性）。因此，这些生物标志物应被视为初步管理输入性疟疾患者的有用工具。

原始出处

Balerdi-Sarasola L, Parolo C, Fleitas P, Cruz A, Subirà C, Rodríguez-Valero N, Almuedo-Riera A, Letona L, Álvarez-Martínez MJ, Valls ME, Vera I, Mayor A, Muñoz J, Camprubí-Ferrer D. Host biomarkers for early identification of severe imported Plasmodium falciparum malaria. Travel Med Infect Dis. 2023 Jul-Aug;54:102608. doi: 10.1016/j.tmaid.2023.102608. Epub 2023 Jun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