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同玉：未雨绸缪布局建设国家应急医学与战略储备中心

有备方可无患。

2020年，面对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以下简称“上海公卫中心”）再次开启应战模式，率先筑起上海抗疫的安全壁垒。

经此一“疫”，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副主任、上海公卫中心主任朱同玉的感受也更加深切，为绸缪未来，他建议“国家来布局建设我们的应急医学与战略储备中心，以有效、从容应对未来的大疫情袭击。”

百炼成钢

作为一家具有百年历史的传染病医院，上海公卫中心始建于1914年，在2003年SARS战役中，曾创下医护人员零感染的记录；2004年作为上海市“一号工程”迁址发展，医院本部位于金山区；此后的十余年中，又先后在H1N1、H7N9、埃博拉、寨卡等重大疫情战役中发挥重要作用。可以说，上海公卫中心是应对传染病而生，也为之而战。

“然而单纯的传染病医院是不足以支撑一个医院正常的生存和发展的。”朱同玉开门见山地表示，传染病医院在全国范围内都面临着重大的生存危机，财神跟着瘟神走，没有瘟神的时候，这些医院往往就被遗忘了，因此在传染病医院的建设发展上，必须要有很好的平战结合。

回忆公卫中心从搬址金山发展至今，朱同玉称实际上是重新脱胎换骨，期间曾经历了一段比较艰难的时刻。他把早几年的公卫中心形容为“丐帮”，地理位置偏远、经费不足、设备设施薄弱等种种因素加身，公卫中心医生一度大量离职，最少时只有50多人。

2016年1月1日，朱同玉正式到上海公卫中心工作，决定另寻出路，转型做以科研驱动的创新型医院。经过4年的锤炼，中心现有40多个临床学科，医生增至260多名，护士超500名，专职科研人员200多名，其规模不输于国内大三甲医院。

“因此，我们的公卫中心既是一个‘传染病的综合医院’，也叫做‘专科医院中的综合医院’；当自身定位清晰后，医院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就能获得解决，当然我们的目标不仅于此，我们的理想是做‘医学界的华为’。”朱同玉笑道。

从最初的如履薄冰，到如今的得心应手，上海公卫中心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公卫之路。朱同玉表示，如今的公卫中心有三个“超强”定位：

一是超强的机动能力。在发生突发情况时，医院可以迅速的腾空几百张负压床位。二是超强的综合能力。譬如此次新冠需要使用的ECMO、呼吸机、透析机，甚至人工肝等，这些技术上海公卫中心全都具备，可以保障患者的医疗救治。三是超强的科研能力。能够迅速破解病原体，提高病原体研究能力；同时还拥有技术储备能力，能够转化成为生产力。

漂亮一战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正是有了平时的技术储备、人员储备、科研储备，上海公卫中心在这场新冠战疫中，打了一场漂亮的有准备之仗。

作为此次上海新冠确诊病人定点收治的主战场，上海公卫中心总共收治了600余名新冠病人，在疫情高峰时期一度有250多名病人同时在中心进行救治。尽管任务“泰山压顶”，上海公卫中心却是应对有序，游刃有余。

每年上海公卫中心都会有两次针对突发传染病的全院应急演练和培训，这为“提前进入战疫状态”赢得了先机。朱同玉告诉说，从2019年12月31日看到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相关报道后，医院今年1月2日就开始全员演练；1月6日，全院形成应急委员会，下设医生组、护理组、后勤组等7个分队；1月16日，4栋负压病房全部腾空；1月20日，中心已经开始收治病人。

“作为一家应急医院，我们随时准备着投入战斗，所以当病人来的时候，就像平常一样，可以说是有条不紊，忙而不乱。”以防护储备物资为例，朱同玉表示，中心日常就有一万多套防护服，因此在应对疫情时可以从容不迫，包括中心的正压呼吸器、N95口罩等战略物资储备都足够。

此次疫情，在重症患者的救治上，上海公卫中心千余名医护人员联合本市各大市级医院具有丰富经验的危重症、呼吸、感染、中医等各个专业的专家团队协同作战，给出了一人一策的治疗模式，多学科专家团队根据病人不同情况，制定最合适的治疗方案。“我们采取集中收治，集中资源，集中专家的策略，既提升了救治效率，也降低了交叉感染的风险。”

作为以科研来驱动医院发展的一家医院，上海公卫中心还牢牢抓住了疫情中的科研机遇，依托中心强大的科研团队，在收治第1位新冠病人时，就投入200万元自有资金展开相关科研攻关，仅仅一周第一款科研成果“抗病毒喷雾制剂”就宣告问世。今年的前4个月，上海公卫中心已实现转化超过3个亿，目前到位经费已经有7000多万。

朱同玉表示，上海公卫中心专门成立了转化医学部，参照以色列模式，从科研专家团队、知识产权团队、天使轮基金到产业转化医学团队已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建设。

未来预设

这一次的疫情，也让朱同玉有了更多的思考，“此次新冠病毒全国有八万多人感染，下一个传染病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但发生是必然的。比如说，我们每隔几年就会遭遇新发突发传染病（如SARS、禽流感、MERS、埃博拉、寨卡、新冠等）。当下一次疫情来袭，如果它有新冠的传染性、埃博拉的致病性、甚至有狂犬的致病性，我们又该怎么办？国家的这些传染病医院真正到战时发挥的作用有多大……这些都提醒我们要未雨绸缪。”

而现阶段的传染病医院，其规模、布局和学科设置等都无法应对大规模疫情的爆发。结合多年在上海公卫中心所积累的经验，朱同玉表示未来可以在全国的特大型、大型城市布局10个左右国家应急医学和战略储备中心，每家中心可设置5000张床位，平时可以有1500张床位日常开放，用于临床医疗工作需要；另外3500张床位可作为战时应急储备，比如说参照以色列等国家方式设计地下医院，平时作为车库，在疫情来临时迅速转化为病床。

“一座拥有5000张床位的‘平战’结合的应急医学中心，再有大规模疫情爆发时，我们就可以为城市其他医院的几万张床位腾空赢得2-3个礼拜的缓冲时间，将疫情的损失降到最低。”

朱同玉亦强调，这样的国家应急医学和战略储备中心，应该是科技中心、创新中心、财富创造中心，同时也是守护城市安全堡垒的底线；这三大中心应该承载起三大重要功能。

首先是作为区域性应急救治中心，在大规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发生大规模灾害事件发生后，提供紧急医疗保障，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城市安全。

其次是病原体确诊与鉴定中心，对地方送检的疑难与未知病原体进行快速确诊与鉴定，为临床救治提供技术支撑、为新发病原体可能导致的疫情提供更早期预警。

最后是作为新型医学诊断、救治与预防技术的研发与创新中心，尤其研究和储备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方面的技术。

“建设这样的应急医学与战略储备中心大约5年时间，边建边招人才；同时它应当具备快速机动、医学诊断、临床救治、创新研发等综合能力，这将会在应急备战、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多方面同步发挥价值和效益，成为国家战略中的另一支‘火箭军’。”朱同玉如是畅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