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博拉剪影：疫区里的五个片段

塞拉利昂，世卫组织的何塞·罗维拉（Jose Rovira）医生从一位疑似埃博拉死者身上棉签取血。 图片来源：Tommy Trenchard

埋葬遗体

丹尼尔•詹姆斯（Daniel James），红十字会志愿者

凯拉洪，塞拉利昂

在一个叫做葛白尼瓦路（Gbanyawalu）的村庄，我们埋葬了第一具尸体。当把尸体翻过来擦洗的时候，它吸了口气——像是窒息许久的人突然嗅到了空气。我们差点转身逃跑。就算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人员也没想到尸体会有这种反应，而且它在我们到来的三天之前就已经死了。

7月10日，我被叫到康斯坦特•卡尔博（Constant Kargbo）的办公室，他是塞拉利昂红十字会疾病控制项目行动的副秘书长。他对我说：“老兄，我想派你去凯拉洪做尸体安置的工作。你去吗？”我想了大约五分钟。

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加入了红十字会，做一些人道主义工作，帮助最脆弱的伤员缓解痛苦。“我是凯拉洪人，我得去帮助我的亲友们。”我说。

Daniel James，埋葬小队队长。

当我到达凯拉洪的时候，那儿就像是战争过后的废墟。我的家人很不高兴，既担心又害怕。他们打电话叫我回去，姐姐在电话里哭泣，但我让她放下心来。

我们通常一天埋葬6具遗体。工作中最难的部分，就是从尸体上采集血样。

我的同事们现在已经很专业了。我们的个人防护装备和氯水就是我们的保障，就是我们的药和我们的医生。我们一直遵守着ABC条例：不要有身体接触（Avoid Body Contact）。

无论何时回到营地，我最后一句提醒都是：“先生们，你们已经安全地完成了工作，我很肯定你们此刻是安全的。回家后留心你身体的反应，我们明天见。”

正因如此，没人跟我抱怨过哪怕是头疼这种小病。谢天谢地。

利比里亚，身穿个人防护服的工作人员站在蒙罗维亚ELWA医院的沾染区内。这所医院由医生无国界运营。图片来源：Dominique Faget/AFP/Getty Images

谁能活下来，谁要死去？

皮埃尔·特伯维克（Pierre Trbovic），医生无国界

ELWA-3埃博拉治疗中心，蒙罗维亚，利比里亚

刚抵达蒙罗维亚，我就意识到我的同事们已经被此次埃博拉疫情的规模之大压得喘不过气了。我们的治疗中心，也是迄今为止无国界医生建立的最大的治疗中心，已经满员了。我们的现场协调员斯蒂芬（Stefan）正站在门口劝人们离开。在无国界医生的任务中，你必须要学会灵活。虽然这份工作并不在任何人计划之内，但总有人要去做。于是我接手了。

我劝离的第一个人是一位带着生病的女儿的父亲，他把女儿放在了汽车后备箱中。他恳求我收留他的女儿，说他知道我们救不了他女儿的命，但起码可以救得了家里其他人免受她感染。

还有很多人把车停在门口，将病人丢下后就驾车离去。一位母亲试图把她的孩子扔在中心的椅子上。她觉得这么做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收治这名患儿。

我劝离了一对带着年幼的女儿前来的夫妇。两小时后，小女孩死在了中心门前，然后尸体就一直留在那里，直到负责清理尸体的人员将她带走。

Pierre Trbovic，医院守门人。

当我进入高危区之后，我就理解为什么我们不能收治更多病人了。一所埃博拉治疗中心需要一整套流程和措施来确保大家的安全，如果人们没时间执行这些措施，就会出乱子。

我们不能拿所有人的安危和整个救治工作冒险，所以我们不能收治更多的病人了。但是向那些恳求我们收治他们至亲的人解释这件事，并向他们保证我们会尽快扩增中心的规模，却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估计在蒙罗维亚，需要超过1000个床位来收治埃博拉病人，而现在这里只有240张床位。在这个缺口补上之前，让前来治疗的人们被迫离开的悲剧，还将在门前继续上演。

利比里亚，一个疑似埃博拉感染者躺在蒙罗维亚一条繁忙街道的边上。图片来源：Abbas Dulleh/AP

太多的缺失

瑞贝卡•莱文（Rebecca Levine​）中尉，美国公共卫生局 

塞拉利昂，弗里敦

我们搭乘的去往塞拉利昂的航班基本上是空的。

当我们到达酒店时，我们在大厅与两位官员会面。我很想上前给他们一个拥抱，但是在这里，人们不会做任何直接接触。你不能与人们握手，当然更不能拥抱。这看起来非常违背人性，与人们面临危机中想做的事情完全相反。

光是看到这场灾难对生活的影响，就让人非常难过。物价飞涨，人们无法维持生计。所有学校都停课了，孩子们不能上学。

今天我和几个当地卫生工作者一起吃午餐。他们给了我一大盘食物，极其丰盛，但是我吃不下。我们每个人都不敢吃任何“不正常”的食物。没有人想出现呕吐或者腹泻之类的肠胃炎症状——任何你可能会归结于吃坏肚子的症状，同时也都是埃博拉的症状。

Lt. Rebecca Levine，接触追踪员。

你必须时时刻刻对任何东西都要小心。我之前没想到会是这么煎熬。这不光是没有身体接触，更是恐惧身体接触。有人在房间里蹭了你一下，你就会想“他们去过哪？他们不会携带什么吧？”

我的恐惧只是冰山一角。病例数目一天天攀升，而没有接触追踪的日子也一天天持续下去。

所谓接触追踪，是指确认并诊断所有和被感染者接触过的人的系统。可是我对接触追踪系统了解得越多，就越发意识到我们还有多少事情需要做，多少东西缺失了。理论上应该负责监控接触追踪的监督员，甚至连电脑都没有。这项挑战非常严峻，尤其是在三百万人口的地区，想躲起来非常容易。

我看到一个教堂外面挂起的标语，说埃博拉是邪灵的诅咒，人们只需要虔诚的祈祷就可以赶走它。我们知道需要做比祈祷更多的事情。

利比里亚，护工正将一个怀疑死于埃博拉的人放入尸袋中，准备埋葬。图片来源：Abbas Dulleh/AP

“我们能战胜埃博拉”

蒂姆•卡拉翰（Tim Callaghan），美国国际开发署

利比里亚，蒙罗维亚

大约六个星期之前，我响应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号召，来到蒙罗维亚抗击埃博拉。我曾经领导了2010年海地地震的救援工作，并且在2008年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共和国发生冲突之后，到格鲁吉亚参加了救援。

利比里亚让我感到痛苦。和海地地震不一样，在海地，你知道你该怎么样分发食物，为灾民提供塑料布帐篷；但是在利比里亚，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改变当地人的观念，帮助他们规避风险。

我们从美国各地的政府机构征集人员，到非洲西部进行救援。我们的团队中有来自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国防部、卫生与公共事业部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个来自洛杉矶县的消防员。我们都在努力改进应急指挥和响应的工作。

我们工作的大部分内容是这些：教育人们埃博拉是什么，帮助控制感染，设立实验室和诊所。即使在埃博拉疫情爆发之前，这里的卫生设施也供不应求。

Tim Callaghan，救灾协调员（右）。

我们已经行动起来了。最近，我在多洛镇（Dolotown）视察我们出资建立的卫生设施。我们想建一个流动实验室，以加快检测疫情的速度。从这里到最近的实验室有四小时车程，而且路况极其糟糕。要判断一个疑似患者是否得了埃博拉则需要花好几天时间。

这个小镇很早就经历了隔离，现在封锁已经解除。这里居民的表现令人赞叹。我曾经见过一个年轻人，拿着大喇叭告诉人们埃博拉是什么，号召社区居民行动起来，“共同阻止疫情”。在我们进城的时候，这些年轻人拦下我们的汽车，让我们下车排队测量体温。没有人能网开一面。他们把我的体温和日期记下来，别在我的夹克衫上，我打算把它保留一段时间。

体温过高的人被隔离，接受进一步的检测。在他们等候的时候，社区成员送来了水和食物。万幸的是，没有人患有埃博拉。

社区居民们齐心协力对抗疫情，这个场景真令人动容。

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坚守原则。这很难做到。我们需要教育人们，不要触摸死去的家庭成员。当亲人离去的时候，你会希望抱着他们，或握着他们的手，但是你不能这么做。

在加入USAID前，我在美国维和部队工作。我母亲住在布鲁克林，当我告诉她我决定辞去华尔街的工作，加入维和部队时，她难过得哭了一星期。但我的家人知道这很重要。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共同面对瘟疫。我们能打败瘟疫，但目前我们仍然落后得太多。

甚至在感染者死后，埃博拉病毒也能继续传播。工作人员必须小心谨慎，避免接触任何体液，例如血液和汗液。图片来源：Abbas Dulleh/AP

改变策略

丹•沃德（Dan Ward），国际医疗队

利比里亚

我在非洲长大。六个月大的时候我就被父母带到了坦桑尼亚。现在我作为乌干达发展项目的专家，在埃博拉爆发期间来到利比里亚负责后勤工作。

需求一直在变，我们的策略也得跟着变。

我们负责遍及蒙罗维亚的好几家诊所。一天，我们逐个走访诊所，计算下所需要的物品。第一家诊所开着，20个人在候诊区，但工作人员却没有过来测体温。这里有可能就有病人正在寻求埃博拉救治，可是医务人员不可能知道。于是埃博拉就这样扩散了。我们必须得培训医务人员。

第二家诊所关了。他们那儿死了一个埃博拉患者，所有工作人员都得隔离21天。

第三家是一个私人诊所，因为没有必需的设备，经营者也只好把它关闭。我们正努力给他提供应急的补给。

Dan Ward，医疗后勤员。

补给正运往这个国家，但这儿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我们不得不花费比以往长得多的时间在冗长的文书工作上。我们需要捷径。而即便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积极地响应了需求之后，我们还是没有能力建立足够多的医疗设施。自然环境的制约非常严重，而信息依然很混乱。

我们说“不要触碰埃博拉患者”，但这已经不现实了。医院没有地方安置他们挚爱的亲人。当你有一位家庭成员感染，我们只好告诉你：“这是你能够帮助他、并且维持自己和家族尊严的方法。”

互相问候在这里是件大事儿，通常会有充满活力的握手。但如今没人敢碰别人了。他们的文化失去了一些核心。当你在人行道上走着，你得小心翼翼地不要意外撞到任何人。工作人员现在配备了车辆，他们不使用公共交通或者出租车。我们也不断地用漂白剂洗手。

我被这里的人的同情心和勇气感动了。医务工作者没有足够的供给，但他们依然在提供服务。我们整个项目，就是为了帮他们活下来。

我的家人很担心，但我也只能多加小心。我想，这都是我应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