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均波曾有一个理想。
他想建设一所中国的医学创新学院，每年只招收少量真正热爱医学的优秀学生，并把他们培养成富有创新意识和转化能力的医学科学家，造福人类健康。
这一心愿已在CCI（中国心血管医生创新俱乐部）创新学院初步实现。自2015年起，两期青年医生已经培养完毕，三期招生正在选拔。
葛均波还有一个梦想。
这一心愿基于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真正实现已然可期。
机制：规避风险因素
采访安排在一个中午。
葛均波风尘仆仆赶来，言语之间便直击主题——“应完善创新成果转化机制。”
“如果长期缺乏完善的成果转化机制，科学家们将失去创新动力。”他说，“两会期间，我和其他代表委员们还在讨论，能否尝试将发明人的成果转让给央企，因为现在转让给任何一家社会企业，都可能出问题。”
“所以，说到底还是要推动立法，推动机制建立。”葛均波话锋一转，“否则，创新成果转化总是存在风险。即便创新成功，转化却存风险。”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是国内医学创新领域呼声最高者之一。
从提案到发言，从个人实践到行动引领，他从不同方面呼吁和推动医学创新成果转化，直面当下国内医学创新痛点。
2017年12月23日，葛均波联合包括16位院士在内的40名学科带头人，和33家大型研究型医院，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医学创新联盟（CMIA），面向全国，关注临床各领域，以期理顺医学创新成果转化机制。
葛均波认为，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家战略下，虽然医院、院所、企业、资本等各方都积极参与，但现有的创新业态呈现碎片化、互不沟通的特征，存在重复创新、转化困难的风险，可能会造成社会资源与医院资源的浪费，也难以形成较大规模。“临床一线的医学科学家是医学创新的起点。但由于各创新主体和创新环节之间的协作与衔接不足，医生在有了创新想法以后，不能很好地将想法变为产品，最终推向临床。”
因此，CMIA希望从智库的战略高度，首先梳理现状、反映问题，其次通过平台聚集的大批专家，提供系统服务，提升成果转化能力和速度。
“想了不等于做了，做了不等于做好。我们是想了就要做，还要把它做好。”为将理念落地，联盟的实体NGO机构——博鳌医学创新研究院于2018年2月12日在海南成立。葛均波作为中国医学创新联盟的总发起人，同时出任博鳌医学创新研究院院长。
智库：兼顾各方利益
眼下联盟面临的核心问题，在葛均波看来，是发明成果的归属权。
“国家近年来投了很多项目，但我们一直没有厘清成果转化收益属于谁——国家、发明人，还是发明人所在单位？”
归属权问题的不清晰，导致社会资本很难合法进入。按照现有制度设计，科学家们将职务发明创新成果转让至第三方企业时，关系到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浙江大学原副校长褚健、清华大学教授付林等科学家的身陷囹圄便是例证。也正因如此，才会出现一些科学家将职务发明的成果收益完全归属于所在单位的无奈选择。
其实，民间还存在一种完全相反的选择。
“据我所知，某些医院只要求医生的文章和专利署有医院的名字，所有成果收益则归属发明人。”葛均波认为，如此操作确实可以鼓励发明人的积极性，“但从原则上讲，这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医生是拿着国家的工资来做这项工作。”
出台一部兼顾各方利益的法规正成各方期待。为此目标，中国医学创新联盟希望发挥智库作用积极促成，以使发明人的积极性得到保护，国家的科研实力得到提升，病人的健康得到保障，包括资本、企业等在内的第三方机构实现盈利。“中华民族在医学领域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还是一条漫漫长路。联盟希望通过推动医学创新转化工作，推动我国医学实力和能力的提升，切实惠及更多病人。”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创新大国以色列的人口数量尚不及北京市的一半，却孕育出数量超过欧洲总和的纳斯达克上市新兴企业，创新密度甚至远超美国。这正是源于其完备的创新机制。
在发明成果归属权方面，以色列的法律明文规定：当国家的审批部门将科研基金划拨给科学家，并实现成果转化以后，假如科学家把成果留在以色列，国家会支付科学家一定比例的奖励；假如科学家把成果卖给国外企业，则需要返还国家一定比例的资金。这一规定可同时实现三方面效果：首先，科学家的创新成果能够为全人类做出贡献；其次，科学家能通过智力劳动获得清晰比例的报酬；再者，能鼓励科学家将发明成果留在国内，增强国家创新能力。
选择：风险与利益共分
葛均波理想中的“智库”，内涵要更加宽广。
面对医生的创新成果，投资人往往无法确定其前途如何。“到底该投一百块钱，还是一万块钱呢？”葛均波认为，这就需要联盟成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如果资本投入的钱都没有回报，就不会再有人投资了。”
联盟的顾问委员会可为资本提供战略咨询，包括产品的临床前景、行业意义等。“战略咨询将尽可能地降低投资风险。”
实际上，这一形式在国外早有实践。
国际上有专门的Advisory Board，定期召开专家会议，发表自己对于行业发展热点、产品未来前景等的观点。这一过程既可以是“面对面”的，也可以是“背对背”的。
当然，任何创新都不可能没有风险。那么，应由企业独自承担风险，还是有其他选择？
葛均波随即举出一个例子。一位美国医生曾意外发现一种导管加工工艺技巧，并将此申报为专利。但他并未选择将专利直接卖掉，以享受一次性的较低收益。他选择的方式是：商家每卖出一根导管，医生本人即可享受1%的收益。如此一来，只要导管这项技术还在使用，这位医生便可一直享受其创新想法带来的益处。“这样双方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对企业也好，对发明人也好。”
还有一个例子。2014年，市场上出现一种可治疗顽固性高血压的肾交感消融技术，后被美敦力高价买断。不过，交易完成后，这一技术却被证实无效。最初卖掉该技术的公司赚取巨资“跑路”，风险则落在美敦力肩上。
“当然，这也要看投资人的野心在哪里。”葛均波说，相比而言，他更欣赏第二个方式。“科学家申请一个专利后就卖掉，一方面是投资者面临的风险较大，另一方面是转让价格也十分低廉。”
发现：从不常规中深入研究
创新想法的提出，很多时候都是偶然。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我提过一个提案。”葛均波表示，现在政府部门要求科学家在设计研究时，细化到买多少只兔子、用多少药、花多少钱、希望得到什么结果。“假如科学家已经知道要得到什么结果了，做研究还有何用？科学的探索很多时候就是偶然现象，甚至可能是一个错误引出一个发现。所以，鼓励创新，就应该允许失败。”
但是，在偶然现象发生以后，科学家能否抓住这一机会进行深入研究，才是获得创新成果的关键。“我们的学生在研究中能够发现不常规现象，却往往不能从这些不常规现象中去捕捉创新之光。”葛均波举例，苹果从几亿年前就一直从天上往下掉，却从来没有人去想为什么。当苹果砸到牛顿脑袋上，他却开始思考为什么苹果往地下掉而不是往天上掉，并由此提出“万有引力定律”。
在葛均波看来，一个好的科学家，首先是那种会去思考苹果为什么往地下掉的人；其次，一项好的创新，一定是基于长期的思考和准备。“具有创新思维，才能提出新的假设和学说。”
问题在于，当前我国许多医生并没有创新思维，“医疗器械和产品是什么样就怎么用”。因此，只有那些对当前的治疗手段和治疗方法不满足的医生，那些在医疗活动中经常提出问题和质疑的人，才是中国医学创新的主力军。
以葛均波本人为例。总喜欢提问的他，至今还在为自己曾经提过的某些问题寻找答案。其中一个问题源于他读博士期间。当时，一位外科医生在演讲时说，冠心病患者在接受搭桥手术一年以后，从其腿上“割”下的血管静脉就会形成动脉粥样硬化，并有可能发生狭窄。葛均波当时心想，“为什么静脉本身没有狭窄，将其缝到动脉上以后，一年就会发生狭窄呢？”虽然这一问题并不为其教授和同学看重，但葛均波却认为，从这一问题入手，或许可以找到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钥匙。
自那时起，葛均波便开始着手一系列实验，通过实验又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并且至今仍在坚持探索中。
后记
这种坚持的精神，被葛均波深入到其生活里。
“我最近在减肥，过胖影响形象和健康。”葛均波拒绝了采访前的工作简餐，他说：“做任何事，都需要有一种坚持的毅力。”
就是这样。坚持自律的葛均波，在采访结束后，又风尘仆仆地奔赴下一项工作，充满激情与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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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了.谢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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