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赞这位协和女大夫！用实际行动证明结婚不影响工作
2017-09-28 常青 本文摘自《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2
那时的严仁英，面临着两难选择：家庭，还是事业？结婚，还是独身？
1935年，叶恭绍27岁，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科工作。当时的科主任是袁贻瑾教授，他安排叶恭绍先到杨崇瑞办的第一助产士学校见习三个月。
叶恭绍告诉科主任，自己将在10月份结婚，袁贻瑾当时反应很大。“他简直不能接受，而且感到失望。他要我去找杨崇瑞谈话，希望杨崇瑞能说服我不结婚。他还告诉我，协和医学院是不送已婚女医生出国进修的，因为女医生结婚后必定随她的丈夫去留。协和培养了，又不能用，太不合算！而且女医生生了孩子，就可能不再工作了”。
科主任还举了杨崇瑞、林巧稚由于不结婚，事业才取得成功的例子。而沈骥英虽然曾是协和毕业生中的佼佼者，但在结婚后生了孩子，工作受到很大影响，以至结婚后就离开协和医学院了。
“他想用这些例子来说服我，但我没有改变计划。我按预定时间，于1935年10月和黄祯祥大夫结了婚，并继续在公共卫生科工作，直到1941年冬珍珠港事件发生，协和被迫关门为止。我于1936年、1938年、1940年生了三个孩子。除了利用协和应有的每年一个月的休假外，我没有为生孩子而多请一天假。我就是要用自己的行动说明已婚妇女照样能继续工作，以消除他们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我终于胜利了！”叶恭绍后来回忆时说。
叶恭绍早年从事妇幼卫生工作，后来则重点进行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形态功能与素质的研究。这位生了三个孩子的协和女大夫，1947年赴美国留学，新中国成立后当过北京妇婴保健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医学院教授，卫生系副主任，北京医科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卫生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
在老协和时期，能选择报考“高难度”的协和医学院的女人，多半希望在自己身上能够实践女性的新式解放。叶恭绍的父辈并不想给女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她是在早年追随孙中山的二哥的帮助下，走出了家庭，接受了新式教育。她从天津中西女子中学毕业后进了南开大学，两年后转到燕京大学医预科学习，后来考进协和医学院。在老协和，如果女大夫选择内科、外科、妇产科这样的大科工作，是不允许结婚的。对护士也有许多规定：吃、住都要在宿舍，如外出，晚10点前必须回宿舍；如有客人来访，可在客厅接见，禁止男客上楼；不许结婚，如要结婚，必须首先辞职。
从老协和毕业的叶恭绍，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她日后成为公共卫生学家、中国第一个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的创始人，并首次在中国提出了关于不同性别的少年第二性征的分度。
因为从事的是医护这样的职业，协和女人一般情况下都更坚韧，否则在协和这个环境里难以成功地生存。又因为时代背景的演变，协和女人的坚韧，在新老时代也以不同的方式展现着。
1940年，27岁的严仁英从协和医学院毕业，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师从中国第一代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林巧稚是协和医院第一位担任住院总医生的女性，也是当时妇产科职位最高的中国女性。她非常看重严仁英，有意培养她做自己的接班人。那时的严仁英，面临着和叶恭绍一样的两难选择：家庭，还是事业？结婚，还是独身？
2004年中央电视台的《大家》栏目，请到了北大医院91岁的妇产科专家严仁英。严仁英在节目中谈道：“林大夫不结婚，因为她在协和那个地位，女的里头能当上教授、当上主任的就她一个人，如果她结婚了她就没有这个前途了。我也有这个问题，到底是要事业还是要家庭，是要结婚还是要继续干下去。因为林大夫，在她的心目中，可能我也是她的接班人之一，我到底是继续跟着她在协和往上爬的阶梯继续往上爬，还是建立家庭离开她，这是一个矛盾。当时美国跟日本宣战了，协和关门了，所以这条路死了，那就没有往前了，就可以结婚了。”
协和关门后，在老师林巧稚的介绍下，严仁英来到著名妇产科专家杨崇瑞创办的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工作。半年后结婚，先生是在协和医学院的同班同学王光超，后来的著名皮肤病专家。他们相伴走过了60个春秋，被称为“杏林双彦”。
▲1975年，林巧稚(左)和学生严仁英(右)在一次妇产科学术会议上的合影。
差不多同时，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也对严仁英进行过采访，也提到老协和女大夫的独身，比如她的导师林巧稚。严大夫说：“她这个独身不是她自己选择的，是被逼的。我在1948年到美国的时候，发现美国的很多妇女结了婚以后就都只能看门诊了，再也不可能当教授当主任，不可能了。我原来心里头想着美国又是民主又是自由的，怎么这样子对妇女，对妇女这么歧视。后来觉得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假象。所以像林巧稚那一代的我的好多老师都是独身的，这不是她们自己的选择，而是被逼的。”
“被协和职业发展的选择所逼”这一说法，难免过于简单。一句“为了中国的医学事业而终身未婚”，也不能揭示终身未婚的老协和女大夫们的全部内心世界。同样毕业于协和医学院的凌筱瑛(后来任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苏祖斐(后来任上海儿童医院院长)，也是终身未婚。毕业于协和医学院护理学校的聂毓禅、王琇瑛，后来成为著名护理教育专家，也是终身未婚。
在一篇论文《20世纪初中国提倡女子就业思潮与贤妻良母主义的形成》中，提到这么一个有趣话题：“在职业女性的培养方面，美国教会学校的影响不可低估，最早的职业女性出自教会学校，甚至职业妇女难以兼任‘贤妻良母’的观念，也来自教会学校。”
20世纪初，中国最好的医学院都为欧美人所办，“据1916年之调查，中国全土医学生人数在1 940人左右，其中129人为女学生”。这篇文章里提到了北京的协和医学院，这里培养有一批优秀的女医生，接着说到叶恭绍，“出生于一个典型的封建大家庭，其二哥官至北洋政府的交通次长，家有7个姐姐，1个妹妹。小学毕业后，进入教会办的天津中西女校，目的是为了做一名小学教师，以达到经济独立，因为她对母亲及姐姐、嫂子们的生活方式很反感，不愿做一个只会打牌、管家务的富家太太，认为这是一种寄生的生活。因而中学毕业后进入协和医学院深造”。后来的她“成为一个特例，协和毕业的女医生的确大多终身未婚”。
创办于1913年的金陵女子大学，一开始就把培养专门人才作为自己的目标，在这所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可直接去美国大学的研究院读硕士。该校培养了众多的职业女性，“以毕业生多单身而着称”。而由美国传教士之妻范约翰夫人在1861年创办的上海清心女校，对聘请教师规定很严，一定要是基督徒，而且是不结婚的，一旦结了婚，就要辞退。令人感兴趣的是，这种将“贤妻良母”与职业分离的选择，为何竟然出自受西方影响最深的女校。
中国妇幼卫生事业的第一人，毕业于协和医学堂后来曾在协和工作的杨崇瑞，也是终身未婚。杨崇瑞曾在美国进修公共卫生学，回国后在协和的公共卫生系担任讲师。
兰安生在他的口述史中，热情描述了和可敬的杨崇瑞一起工作，到北京郊外某个村子的行程。他们受地方长官之邀，调查奇高的婴儿死亡率——80%！他们发现当地妇女所有的分娩，皆由一位传统的接生婆协助，操作极不卫生。而只要提升简单的无菌过程，就可以防止绝大多数这类死亡。
协和妇产科主任马士敦(J.Preston Maxwell)曾如此描述可怕的传统接生：
在距离北京不远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小有名气的接生婆。她身体畸形，靠手和膝盖行走。人们看到她从爬行姿势站起来，在衣服上擦擦手，然后没有进一步的准备，就开始进行引导检查。更夸张的是，这个妇女都没有尝试将自己的指甲修整干净。我们病房中有些病人，在来这里看病之前，阴道壁就被肮脏的指甲刮伤。
在兰安生的劝说下，杨崇瑞开始酝酿中国的助产教育。1928年，杨崇瑞致信《中华医学杂志》编辑，第一次公开呼吁改革女性的医疗训练，提出将助产士专业合法化：
在中国要解决助产士问题，凭什么要求合格的候选人在中学教育之上还必须接受护士培训，才能再上接生课程。中国每年大概有1 200万新生儿。按照像英国......和丹麦这样具有高接生水准国家的经验......估计一个助产士每年恰当的接生数，分别是150次和120次。在此基础上估计，对于今后的两代人，医生数量和经济状况要求，至少80%的接生需由助产士完成，那么问题就是要培养6.4万名助产士。
同年，在北京市政府提供的一座翻修的中式院落，北京助产学校开张，杨崇瑞任校长。第二年，政府卫生署任命了助产士委员会成员，由杨崇瑞担任会长。北京助产学校也扩展成为“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学校开设3门课，第一门为期2个月，培训传统的接生婆；第二门为期6个月，培训年轻的现代助产士；第三门，为期2年，针对高中毕业生，成为助产士项目的监管者和领导。首期学员是30名妇女，平均年龄54岁，都目不识丁。据说，培训的接生婆中，还有一位是接生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接生婆。针对她们的现状，杨崇瑞如此描述教学目标：“我们只想努力让她们记住3件事：正常接生中的无菌方法，系脐带的正确方法，最后是识别危险信号并把非正常情况转交医生。”
在两个月的课程结束后，学生要通过一个简单考试才能毕业。每位助产士需要演示3项实用技术——助产前的洗手，正确系脐带，以及清洗新生儿要特别注意眼睛。每位要口头解释一下如何观察出血和发热，描述正常和非正常生产的区别。初始的30位学员，有26人参加了考试，19人通过考试。成功结业后，每位助产士会得到一个“接生包”。包内装有：围裙、套袖、毛巾、无菌线、剪刀、眼药水、肥皂、刷子、来苏水、硼酸、酒精和硝酸银。这是杨崇瑞向北京官员的太太们寻求捐助而来，每包是5美元的成本。到1932年，北京有268位传统接生婆完成了这门课程。杨崇瑞后来也在定县进行过助产士培训的探索，只是旧式接生婆的再培训，在农村并不像城市那样有效。
▲1929年，助产士在课堂上演示如何在助产前剪指甲、洗手，给新生儿洗澡、系脐带、点预防眼药。
▲1928年，参加国立第一助产学校两个月课程的结业生合影。
除了助产教育，杨崇瑞相信，一个综合的妇幼保健项目，一定要包括节育。她的另一行动是开设了节育咨询门诊。多次生育不仅危害女性和婴儿健康，也不利于国家发展。但节育这一话题，在20世纪早期仍是中国的禁忌。她请社会学教授陈达在北京《晨报》上发表宣扬节育的文章，还在1936年秋邀请美国著名的节育运动倡导者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到北京协和医院的礼堂做“节育”的演讲。北京的小报上描述了杨崇瑞在前门车站迎接桑格：“外国反动医学人士来华，拟宣传所谓的节制生育。国人则有一奇装异服的中年妇女前往迎接，居心叵测，需加注意。”所谓杨崇瑞的“奇装异服”，不过是改良过的旗袍和盘在头上的发髻。桑格在协和礼堂的演讲题目是“节制生育的各种措施及今后的展望”，但日后真正第一个有组织的节育诊所，直到1930年才建立。
与陈志潜一样，杨崇瑞的项目带有革新色彩，解决了当时中国一个最难也最急的问题：现代科技在本地的快速、平等分配。当今中国极低的婴儿死亡率，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杨崇瑞的国立第一助产学校这一先驱计划。
杨崇瑞曾写过一篇《一个产科医生的生活》，刊登于1943年《实验卫生季刊》妇幼卫生特辑：
最理想的职业是能从工作里获得生活的愉快与安慰，这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幸福。产科工作便是这种的理想的职业之一。服务于产科工作的人便是从工作的美满成果里，来享受生活的安慰与愉快的。
她列举了产科医生的辛苦、战胜困难后的满足。文章最后写道：
生活中最真挚的快乐，是为他人谋求幸福。产科医师便是为妇女婴儿求安全与幸福。每次接生，直接的维护了两个人的性命的安全与身体的健康，间接的为国家在强国强种上，做了最伟大的贡献。所以一个产科医师应该有理由以她的职业骄傲的。
可以说，中国女性处境的改善，有一部分是从身体解放开始的。杨崇瑞关于助产和节育的行动，开始改变中国女性被生育牵制的状况，渐渐地，中国妇女可以自主选择什么时候怀孕，如何避孕，用什么方法来控制生育，如何优生优育。杨崇瑞和学生林巧稚一样，一生关注的是中国妇女的健康和生存，挑战并解决当时中国传统妇女的生育问题。当林巧稚还是协和医学生时，来到东城区第一卫生事务所实习，在保健科主任杨崇瑞的指导下工作。杨崇瑞也曾特聘当时在协和医院的林巧稚，去助产学校讲授产科学。
在今日关于林巧稚的文章中，常常会提到她的这句话，出处尚待考证：“健康应从婴儿抓起，我一辈子没有结婚，为什么呢？因为结婚就要准备做母亲，就要拿出时间照顾好孩子。为了事业我决定不结婚。”
虽然她自己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但经她手接生的孩子有成千上万，人们给了笃信基督教的她这么一个称谓：不曾做过母亲的“万婴之母”。她为林徽因、冰心这些文化名人接生过孩子，也给周恩来夫人、朱德夫人、彭真夫人看过病，更为众多妇女民众治过病、接过生。就像康克清在一篇回忆林巧稚的文章中说质上颇有相似之处的：“她是看病，不是看人。”
一位内蒙古的女工焦海棠给林巧稚来信，说她已连续夭折三胎，现在又怀孕待产，向大夫求救。林巧稚根据信中所说的症状判断，她的孩子患的是新生儿溶血病，国内尚无成活的先例。接受焦海棠这样的病人风险太大了，但林巧稚不能面对一位母亲的求救而背过身去。她遍查全世界最新的医学期刊，搜寻有关治疗新生儿溶血病的资料，最后决定用婴儿脐带换血的手术，来挽救新生儿生命。她组织各科专家制定了整套方案，并亲自主持手术。就这样，中国第一例新生儿溶血病手术成功了，母亲为孩子起名叫“协和”。
一位名叫董莉的患者，结婚6年初次怀孕，来协和检查时发现宫颈有乳突状肿物，经取活体组织做病理检查，怀疑是恶性肿瘤，必须尽早接受手术切除子宫。林巧稚反复研究了董莉的病理检验报告，查阅国外资料，思考会不会有另一种可能呢，大多数专家仍坚持应尽快手术。手术方案制定了，只等林巧稚签字确定时间。可半个月过去了，她依然没有签字。她每天给患者仔细做检查，认定症状未见发展，有可能是一种妊娠反应，决定暂不手术，出院后定期检查。为了这个决定，林巧稚承担了巨大的压力与风险，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她的设想和推论是正确的，一个6斤重的女婴降生，孩子的父母给她起名叫“念林”。原来，董莉的宫颈肿物的确是一种特殊的妊娠反应。
终身未婚的林巧稚说，自己“生平最爱听的声音，就是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这首生命进行曲，胜过人间一切悦耳音乐。
▲林巧稚接生过很多孩子，这是家长们送给林巧稚的照片。在她接生的孩子中，有不少名字叫“念林”“爱林”“敬林”“仰林”的。这是来自民间的女性表达对林巧稚感激之情的方式。作家冰心的三个孩子，都是在协和医院由林巧稚接生，在孩子的出生证上，她签上了英文“Lin Qiaozhi’s baby”。这温暖的签名，打动了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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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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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半部分对题.后半部分为什么要举林巧稚未婚的例子.说明结婚不影响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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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生活两不误.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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