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 Clin Oncol：免疫药物治疗伴有害DDR突变晚期尿路上皮癌有效率达80%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正在积极寻找疗效预测标志物以确定真正的获益人群。2018年2月28日JCO在线发表研究，发现DNA损伤反应和修复（DDR）基因可很好预测IO治疗晚期尿路上皮癌的疗效，对ORR、PFS甚至OS都有预测作用。
背景
近期PD-1/ PD-L1抑制剂不断被批准用于转移性尿路上皮癌（mUC），尽管有效患者可获得持久疗效，但整体有效率相对较低15%~24%，亟需预测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疗效的生物标志物。目前PD-L1表达对免疫治疗mUC的预测价值有限，而肿瘤相关（分子亚型、突变负荷）和宿主相关（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细胞克隆受体）的预测标志物仍在积极的探索中。Atezolizumab治疗mUC的疗效与肿瘤突变负荷呈正相关，但相关性仍有限。
尿路上皮癌多伴有复杂的基因改变，如体细胞基因水平的DNA损伤反应和修复（DDR）的缺陷。DDR基因突变导致肿瘤突变负荷增加、肿瘤浸润淋巴细胞增加、对含铂方案化疗的疗效提高，晚期膀胱癌生存期延长。因此，该研究假设DDR突变与PD-1/ PD-L1抑制剂治疗mUC的疗效相关。
方法
收集接受atezolizumab 或nivolumab治疗mUC前瞻性研究患者的详细人口学、治疗疗效和长期随访数据。MSK-IMPACT法检测免疫治疗前标本的目标性外显子，包含34个DDR相关基因，造成功能缺失改变定义为有害突变，如缺失、无义突变、移码突变、剪接。分析DDR突变与客观有效率（ORR）、PFS和OS间的关系。
结果
1. 基线特征
自2014年4月至2016年10月间，共分析患者78例，最终纳入分析60例。中位年龄67岁，男性占88.3%。ECOG PS 0分占25%，余患者均为1分。内脏转移占76.7%。Nivolumab治疗占71.7%，余患者接受atezolizumab治疗。
2. DDR基因突变状态
从组织活检到检测间隔中位时间9.6个月。胚系基因测序25例（41.7%）。整体上，在28例（46.7%）患者中共发现77种DDR基因突变，在15例（25%）患者中发现27种有害DDR突变。最常见基因突变为ATM (n = 7)， POLE (n = 3)，BRCA2、ERCC2、FANCA和MSH6均为2例。致病性胚系DDR基因突变2例（1例为MSH2，1例为CHEK2 和BRCA1）。27种有害DDR突变包括基因双链断裂检测（n=8）或修复（n=7），错配修复（MMR，n=5）、核苷切除修复（n=3）。
3. DDR突变患者临床特征
分为有害DDR突变、非有害DDR突变和无DDR突变三组，有害DDR突变体力状态更好，0分患者分别为60.0% 对比0.0% 对比18.8%（P＜.001），伴更低肝转移0.0%对比30.8%对比37.5%（P = .011）。有害DDR突变患者突变负荷明显增加。
4. 疗效预测
整组患者ORR41.7%。DDR突变和无突变患者ORR分别为67.9%对比18.8%，P ＜001。有害DDR突变ORR进一步提高。有害DDR突变、非有害DDR突变和无DDR突变ORR分别为80%、53.9%和18.8%(P＜001），见图1。单因素回归分析，内脏转移ORR下降，而DDR状态及突变负荷与ORR正相关。因DDR突变状态与突变负荷正相关，突变负荷未纳入多因素分析模型，DDR状态和内脏转移是独立预测因素。有害DDR突变与无DDR图变比较，ORR值19.02（P＜0.01）。
中位随访19.6个月，整组患者中位PFS和OS分别为4.5个月和15.8个月。有害DDR突变中位PFS未达到，12个月时PFS率56.6%。对DDR突变意义未知和无DDR突变患者中位PFS分别为15.7个月和2.9个月。单因素分析，血红蛋白＜10g/dL、突变负荷和DDR突变与PFS相关。有害DDR突变较无DDR突变PFS显着改善（HR0.20，P＜0.01），但是DDR突变意义未知患者PFS有改善趋势（HR0.44，P=0.062）。有害DDR突变中位OS未达到，12个月时OS率71.5%。DDR突变意义未知和DDR无突变患者中位OS分别为23.0个月和 9.3个月。
结论
DDR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转移性尿路上皮癌的疗效预测标志物，但还需前瞻性验证并在其他瘤种上分析与免疫治疗疗效间的关系。
点评
该研究发现DDR基因突变与免疫治疗转移性尿路上皮癌获益显着相关。尿路上皮癌DDR突变常见，本研究中DDR突变和有害突变发生率分别为46.7%和25%，有害DDR突变与免疫治疗疗效相关性更密切。该研究是在MMR基础上，第一次报道DDR缺陷与免疫检查点疗效关系的研究。DDR突变NGS检测可早期发现，且为分类变量，克服了突变负荷连续变量难以界定阈值的局限。本研究局限：第一回顾性分析前瞻性数据，纳入患者IO治疗有效率偏高；第二MSK-IMPACT法不能全部检测已知DDR基因；第三，很多错义突变不影响蛋白功能，可能造成DDR突变状态与疗效间关系的偏移；第四，DDR突变状态不同导致功能改变存在异质性，需要个体化的分析。
目前仅有骨转移（BO）的乳腺癌患者（MBC）的比例和结局尚未很好描述其特征。而近日在著名肿瘤学杂志JCO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则试图描述BO的MBC患者在临床试验中的不同结局，并探讨研究者与盲法独立中央评估之间是否存在放射学读数差异。
研究者汇总和分析了来自于自2005年初始或补充的新药或生物制剂许可申请中提交的用于MBC治疗的13个前瞻性试验的10，521位患者的数据。评估了三个亚组：BO，具有骨和其他转移（BWO）和无骨转移（NBM ）。早期和晚期不一致率分别由3，733和2，813名患者进行盲法独立中央评估。
研究结果显示在所有试验中，有49％的患者发现骨转移（范围：42％至73％）。 BO的发生率为12.5％（范围：4％至26％），取决于亚型。调查者评估的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体生存（OS）的汇总试验表明，BO亚组的结果与其他亚组相比有所改善（BO v BWO PFS风险比[HR]，0.64； 95％CI，0.591至0.69； BO v NBM PFS HR，0.70； 95％CI，0.65-0.76； BO v BWO OS HR，0.56； 95％CI，0.50-0.61； BO v NBM OS HR，0.68； 95％CI，0.61-0.76）。BO小组与BWO和NBM小组相比，其早期不一致率较高，晚期不一致率较低。
上述汇总分析是迄今为止最大的MBC中BO小组的分析，并提示这个小组可能有不同的结局。与其他两组相比，本地研究人员如何评估BO分组的进展事件似乎也存在差异。
JCO：转移性雄激素敏感性的前列腺癌患者化疗期间的生活质量
大家都知道采用多西他赛和雄激素剥夺治疗（ADT+D）转移性雄激素敏感性的前列腺癌的化疗方案与单纯的雄激素剥夺疗法相比，提高了总体生存率。近日在JCO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则比较了转移性雄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患者用ADT+D治疗和单独使用ADT治疗其生活质量（QOL）的不同。
研究人员将男性患者随机分配到ADT+ D(6个周期)或单独使用ADT。在基线及治疗的3、6、9和12个月通过前列腺癌症治疗前功能评估（FACT-P）、FACT-Taxane、慢性疾病治疗功能评估-劳累及短暂疼痛量表来评估QOL。Wilcoxon符号秩检验用于检查随时间变化的变化。混合效应模型比较了在每个时间点的队列之间的QOL。
共纳入790例男性患者，并随机分配ADT+D(n=397)或者ADT组（n=393），并完成FACT-P评分（基线90%，3个月86%，6个月83%，9个月78%，12个月77%）。ADT+D组治疗的患者的FACT-P在3个月的时候表现出明显的下降（P<0.001），但其在基线和12个月时之间并没有明显差异（P=0.38）。ADT+D组与ADT组相比，FACT-P评分在3个月时显着降低(P = 0.02)，但在12个月(P = 0.04)时显着升高。在任何时间点上，差异并没有超过最小的临床重要差异。ADT+D患者在3个月内对慢性疾病治疗疲劳评分的功能评估明显低于ADT患者(P <0.001)。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基线相比，两个队列都显示出较差的FACT- taxane评分(P<.001)。两组之间的疼痛量表得分相似。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尽管ADT+D组与ADT组相比，3个月的时候显示出较差的QOL，但12个月时的QOL较好。随着时间推移，两个队列都显示出类似的微小变化，表明ADT+D与ADT+D与对QOL的长期负面影响无关。
JCO：局部晚期HCC患者是否推荐放射性栓塞治疗
SIRveNIB（选择性体内放射治疗 vs. 索拉菲尼）是一项开放标签、研究者发起的三期临床试验（NCT01135056）。研究对比了Y-90树脂微球与每日800mg索拉菲尼治疗局部晚期不适合手术切除HCC患者的疗效。
背景：
全球的肝细胞癌（HCC）患者主要集中于亚太地区，目前手术仍是肝细胞癌的首选治疗方法，但因HCC起病隐匿，确诊时大多数患者已至中、晚期，加之患者多合并肝硬化等因素，故手术切除率低，肿瘤易复发、转移，临床上急需其他有效的治疗手段。其中口服多靶点激酶抑制剂索拉菲尼已被临床证实具有明确的疗效，因此在局部晚期或转移性HCC患者中得到广泛应用。但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常常发生不良事件，被迫需要停药或降低剂量。选择性体内放射治疗或放射性栓塞（RE）（即通过导管向肿瘤供血的肝动脉注射数百万个钇90放射性微球，这些放射性微球，产生短程辐射杀灭肿瘤细胞，其辐射剂量最高是传统放疗量的40倍，同时对健康组织无损伤）。法国进行的一项索拉菲尼与RE比较的临床研究未显示出RE组有生存获益，但RE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显着高于索拉菲尼组。由于亚太HCC患者病因学与西方患者不同，本研究（SIRveNIB）拟在亚太人群中探索RE与索拉菲尼在局部晚期HCC患者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差异。
方法：
入组标准包括18岁以上确诊为HCC患者，巴塞罗那分期B或C期，有/无门静脉血栓。排除标准包括：曾接受过两种以上的肝动脉注射治疗，曾接受过索拉菲尼或VEGF抑制剂治疗，曾接受过放射治疗。主要终点指标为OS，疗效分析基于ITT数据集。次要终点指标包括肿瘤响应率（TRR）、肿瘤控制率（DCR）、PFS、肿瘤进展时间（TTP）。生活质量评分（HRQoL）根据EQ-5D问卷评价。
结果：
2010年7月至2016年5月期间，纳入亚太区域11个国家27个中心的共计360例患者，按照1：1比例随机分配到RE组（n=182）和索拉菲尼治疗组（n=178），分层控制因素包括中心和是否出现门静脉栓塞。
截止对ITT数据集分析时，共有266名患者死亡，中位生存时间在RE组和索拉菲尼组分别为8.8月和10.0月（HR为1.1，95%CI 0.9~1.4，P=0.36，图1A）；两组PFS分别为5.8月vs. 5.1月（HR为0.89，95%CI 0.7~1.1，P=0.31，图1B）；两组TTP分别为6.1月vs. 5.4月，（HR为0.88，95%CI 0.7~1.1，P=0.29，图1C）。TRR在RE组显着高于索拉菲尼组（16.5% vs. 1.7%，P<0.001，图2A），但DCR在两组中未见统计学差异（图2B）。
整个临床试验过程中共计出现1468人次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其中RE组437人次，索拉菲尼组1031人次。发生3级以上不良事件的比例，RE组（36/130，27%）显着少于索拉菲尼组（82/162，50.6%）。常见的3级以上不良事件主要包括腹水（5/130，3.8% vs. 4/162，2.5%）、腹痛（2.3% vs. 1.2%）、贫血（0% vs. 2.5%）及放射性肝损伤（1.5% vs. 0%）。RE组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的比例（27/130，20.8%）也低于索拉菲尼组（57/162，35.2%）。
结论：
在局部中晚期未发生肝外转移HCC患者中，OS并未在RE组和索拉菲尼组显示出明显差异。但RE组肿瘤响应率更高，且治疗的毒性及相关不良事件明显低于索拉菲尼组，因此对于部分患者可以建议采用RE治疗。
JCO：当红明星“液态活检”遭遇尴尬！？
液态活检”，其主要作用是通过检测血液等体液样本中的ctDNA（循环肿瘤DNA），达到对疾病诊断和监控的作用，最近几年可谓红的发紫，是大量商业广告和公众关注的对象。为此，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和美国病理学家协会（CAP）专家认为有必要擦亮双眼，采用循证方法对ctDNA检测的结果进行客观汇总分析，理性看待液态活检。
液态活检已经成为病理学家和肿瘤学家关注的新技术，相比于组织活检，具有快速、方便、无创的优势（图1）。但是，其临床应用的可靠性尚不明确。近期，ASCO 和CAP针对ctDNA已经发表的研究文献进行汇总分析，发现血液样本中的ctDNA尚未能在早期或晚期实体瘤的诊断或管理中发挥理想的作用。该综述入选标准限定在晚期转移性实体肿瘤的ctDNA中的测序和拷贝数变异，最终纳入2007-2017年发表的77篇相关研究。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 评估ctDNA检测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与组织检测相比）；ctDNA预测患者临床治疗的效果； ctDNA监测能否改善患者临床结局；以及用于癌症筛查的效果。
一、ctDNA的准确性如何？
对晚期肿瘤来说，评估ctDNA准确性最可靠的策略是进行前瞻性临床试验，但目前尚无此类研究。第二种方法则是以组织基因检测为金标准，评估ctDNA测试的准确性（图2）。研究结果表明，ctDNA检测与肿瘤组织基因分型高度一致，这可能为在治疗决策中参考ctDNA检测结果提供了证据。但目前美国FDA和欧洲药品管理局仅批准了一种基于PCR的ctDNA检测方法——COBAS测定法。用于检测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的EGFR遗传变异和结直肠癌（CRC）中的KRAS突变。值得注意的是，该检测方法临床有效性仍是基于回顾性分析。且当ctDNA检测为阴性时，仍要进行组织样本检测（图3）。但对于NSCLC和CRC以外的肿瘤类型，COBAS测定法的临床有效性证据非常有限，不建议使用。此外，进展期肿瘤的遗传异质性会进一步降低ctDNA检测能力。
二、ctDNA能否预测临床有效性？
液态活检理论上可以帮助医生监测患者对治疗的反应。但随时间变化的量化ctDNA测定并不像确定是否存在变异那么简单。虽然很多研究已经证实ctDNA的变化与治疗反应或结局之间存在相关性，但是仍缺乏关于临床有效性的严格证据，更不用谈临床应用。
三、ctDNA监测能否改善患者预后？
肿瘤治疗后，ctDNA可用于监测患者的微小残留病灶，就像化疗后进行血常规检查一样。然而尚无足够证据支持ctDNA用于治疗后微小残留病灶监测的能力。复发患者中ctDNA的假阴性率和不复发患者ctDNA的的假阳性率都是未知的。而且基于ctDNA监测的治疗仍无法证明可改善预后。
四、ctDNA可以用来筛查癌症么？
使用ctDNA进行癌症筛查的可行性尚未得到证实。在进行筛查时，ctDNA检测容易出现假阳性，导致过度诊断。就像乳腺癌影像学筛查和前列腺癌的PSA筛查都存在这样的情况。
小结
目前ctDNA临床应用的证据不足，不可盲目崇拜。但是，已有多项前瞻性的研究正在进行中，期望未来能够有更多可靠的证据。
J Clin Oncol：呋喹替尼在晚期非鳞状细胞非小细胞肺癌治疗的临床研究
近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胸科医院肿瘤科主任陆舜教授领衔的科研团队，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官方期刊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上在线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评价呋喹替尼联合最佳支持治疗在二线标准化疗失败的晚期非鳞状细胞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多中心II期临床研究（Randomized，Double-Blind，Placebo-Controlled，MulticenterPhase II Study of Fruquintinib After Two Prior Chemotherapy Regimens in ChinesePatients With Advanced Nonsquamous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影响因子（IF）为24.008。
呋喹替尼是由我国自主研发、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一类抗肿瘤血管药物，在肠癌等多种肿瘤治疗中均有运用，而在晚期非鳞状细胞非小细胞肺癌治疗领域是首次进行研究。针对晚期非鳞状细胞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三线化疗没有标准治疗方案，该研究通过比较呋喹替尼联合最佳支持与安慰剂治疗的无进展生存期，评价两组患者的客观缓解率、疾病控制率、生存期以及安全性和耐受性，以发现呋喹替尼对于多线治疗失败的终末期肿瘤患者明显的初步疗效和获益可能。
本项临床研究共随机入组了12家中心91名患者，其中61名接受呋喹替尼治疗，30名接受安慰剂治疗。呋喹替尼组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为3.8个月，安慰剂组为1.1月。呋喹替尼组3个月、6个月的生存率为90.2%、67.2%，安慰剂组分别为73.3%、58.8%。研究结果表明呋喹替尼在晚期非鳞状细胞非小细胞肺癌治疗中安全有效。这一成果为三线化疗没有标准方案的患者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药物治疗选择。
JCO：Selumetinib联合Dacarbazine治疗转移性葡萄膜黑色素瘤
葡萄膜黑色素瘤是最常见的成人原发眼内肿瘤，尚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案。Selumetinib（AZD6244，ARRY-142886）是一种口服的选择性MEK1/2抑制剂，半衰期短。Ⅱ期临床试验表明其在转移性葡萄膜黑色素瘤患者中具有单药活性。JCO近期发表了一篇文章，报道了Ⅲ期临床试验结果。
该临床试验纳入的患者为未接受过系统治疗的转移性葡萄膜黑色素瘤患者，患者随机（3：1）分为Selumetinib（75mg 每天2次）联合Dacarbazine（1000mg/m2，21天周期中的第1天静脉输入）或安慰剂联合Dacarbazine。主要的研究终点为无进展生存情况，次要的研究终点包括总生存和客观反应率。研究最终纳入129例患者，Selumetinib联合Dacarbazine组97例，安慰剂联合Dacarbazine32例。Selumetinib联合Dacarbazine组中，82例患者出现无进展生存，安慰剂联合Dacarbazine组24例患者出现无进展生存。Selumetinib联合Dacarbazine组客观反应率为3%，安慰剂联合Dacarbazine组为0%。最常见的不良反应（Selumetinib联合Dacarbazine vs 安慰剂联合Dacarbazine）为恶心（62% vs 19% ），皮疹（57% vs 6%），虚弱（44% vs 47%），腹泻（44% vs 22%）和外周水肿（43% vs 6%）。
文章最后认为，转移性葡萄膜黑色素瘤患者中，Selumetinib联合Dacarbazine具有一定的安全性，但是与安慰剂联合Dacarbazine组相比并未显着改善无进展生存情况。
JCO：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新辅助化疗联合曲妥珠单抗或拉帕替尼治疗后生存分析
GeparQuinto Ⅲ期临床试验发现与曲妥珠单抗相比，拉帕替尼联合标准蒽环类-紫衫类化疗治疗HER2阳性乳腺癌病理完全缓解（pCR；pT0 ypN0）率更低。JCO近期发表了一篇文章，报道了长期随访结果。
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接受表柔比星（E）联合环磷酰胺（C）新辅助治疗，序贯多西他赛（T）联合拉帕替尼（L）或曲妥珠单抗（H；ECH-TH组：n=307，ECL-TL组：n=308）。ECH-TH组患者接受辅助曲妥珠单抗治疗12个月，ECL-TL组接受辅助曲妥珠单抗治疗18个月。中位随访时间55个月。研究结果表明，两组间三年无病生存（DFS），长期无病生存（DDFS）和总生存（OS）并无显着差别。长期临床结局与pCR相关。仅在接受曲妥珠单抗治疗达到pCR的患者中发现了总生存获益，在拉帕替尼组并未发现达到pCR和未达到pCR的患者之间存在差异。按激素受体状态分层后，两组间DFS和DDFS均未改变，而接受新辅助拉帕替尼治疗序贯辅助曲妥珠单抗治疗的激素受体阳性患者总生存更为良好。激素受体阴性的患者并未发现差异。在激素受体阴性队列中，pCR与DFS，DDFS和OS显着相关。
文章最后认为，pCR与长期临床结局有关。激素受体阳性的肿瘤患者，延长抗HER2治疗-新辅助拉帕替尼6个月，序贯辅助曲妥珠单抗12个月-与仅使用曲妥珠单抗进行抗HER2治疗相比可以显着改善患者预后。
J Clin Oncol：现实残酷！- cSCCHN患者术后同步放化疗效果并不优于单独放疗
3月15日，《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杂志在线发表了跨塔斯曼放射肿瘤组织（TROG）的一项随机III期临床TROG 05.01（ClinicalTrials.gov：NCT00193895）的结果，该试验旨在评估在术后放疗（CRT）中增加同步化疗是否能改善高危皮肤头颈部鳞状细胞癌（cSCCHN）患者的局部控制率。
背景
对于高风险头颈部黏膜鳞状细胞癌（SCCHN）患者，基于铂类的术后化放疗（CRT）在局部控制（LRC），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OS）方面均优于单独放疗（RT）。尽管许多研究已将术后CRT的使用外推至皮肤SCCHN（cSCCHN），尤其是在存在阳性切缘和淋巴结囊膜外扩散（ECE）的情况下。但目前并没有高级别的证据 支持CRT在此情况下的应用。因此，TROG进行了此项随机III期临床试验-称为POST研究（Postoperative Skin Trial，术后皮肤试验），以确定在术后放疗基础上加用卡铂能否改善高危cSCCHN患者的LRC。
方法
两组的治疗方案分别是60或66Gy放疗联合卡铂（CRT）和单纯放疗（RT）。主要研究终点是无局部区域复发率（FFLRR）。次要研究终点是无病生存期（DFS）和总生存期（OS）。
结果
321名患者进行随机，其中310名患者接受了实际治疗：单独放疗（RT）组157例； 放化疗（CRT）组153例。 238名患者（77％）有高危淋巴结转移，59名（19％）患有高风险的原发或传播类疾病，13名（4％）同时有以上两种疾病。中位随访时间为60个月。RT组的中位剂量是60 Gy，CRT组有84％的患者完成6个周期的卡铂。 RT组2年和5年FFLRR分别为88％（95％CI，83％~93％）和83％（95％CI，77％~90％），CRT组分别为89％（95％CI，84％~94％）和87％（95％CI，81％~93％），两组的风险比HR=0.84（95％CI，0.46~1.55； P = .58，图1）。无病生存率或总生存率同样没有统计学显着差异（图2-3）。孤立性远处转移是第一次治疗后最常见的失败类型，在两组中均为7％。第一次治疗失败后各终点事件随时间的累积发生率见图4。两组患者治疗耐受性良好，未观察到联合卡铂的RT毒性增强。 3级或4级迟发毒性偶有发生。
结论
术后放疗提供了理想的FFLRR，且每周卡铂的添加并没有观察到更多的获益。
JCO：干细胞移植治疗轻链淀粉样变：早期死亡率降低
自体干细胞移植（ASCT）用来治疗免疫球蛋白轻链（AL）淀粉样变患者的时间已超过20年。但是早期的实践经验发现治疗早期死亡率较高。JCO近期发表了一篇文章，研究20年间自体干细胞移植治疗轻链淀粉样变早期死亡率的变化。
作者回顾性分析了20年间梅奥诊所自体干细胞移植治疗AL淀粉样变的经验。672例接受过自体干细胞移植的AL淀粉样变患者根据移植时间分为3个队列（队列1，1996-2002 n=24；队列2，2003-2009 n=302，队列3，2010-2016 n=246）。整个队列的中位年龄为59岁，队列3的患者年龄稍高于其他两个队列。队列3中的累及两个以上器官的患者更少。队列3中接受移植前治疗的患者人数更多。队列3中的血液系统反应更高。整个队列的中位总生存时间为122个月且随着时间推移总生存有改善。随着时间推移，治疗相关死亡率降低。多因素分析表明，调节剂量，梅奥分期2012和血液学反应是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
文章最后认为，自体干细胞移植是免疫球蛋白轻链淀粉样变性的有效治疗措施。总生存的改善以及治疗相关死亡率的降低表明这一疗法依然是重要的一线治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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