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探索诚可贵，病人感受价更高

某艺人因为参加综艺节目受伤，然而在他本人发布病情通告之前，写有全部个人信息、也可以说写满病人身体隐私的手术通知单已经是满天飞。有人说这是艺人团队的自我炒作，有人说这是院内人员随手拍流传出来的，真相只有艺人自己知道，但是在网络时代行医，我们医务人员更要为自己时刻敲响警钟。

（图片来自网络，还有很多完全没打码的，就不贴了，罪过，求原谅）

2012年，我受聘澳门特别行政区卫生局，作为顾问医生在澳门仁伯爵综合医院妇产科执业两年。

整个医院因为坐落在仁伯爵山的山顶，本澳居民习惯称之为山顶医院，这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为当地50多万居民提供全面医疗服务的唯一一家公立医院。

面对全新的工作流程，一窍不通的广东话，当地医生时常夹杂葡萄牙语缩写和略写的龙飞凤舞的英文病历，在一个中西文化多年来不断碰撞融合的陌生城市，每个初来乍到者都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派驻澳门之前，我在协和历任住院医生、主治医师，直到副主任医师，已经工作十五个年头，平时上班，晚上值夜班，几乎每个周末都要查房，每日里在临床摸爬滚打，又在乌鲁木齐自治区人民医院挂职妇产科副主任，开展过一年的援疆工作，会问病，会检查，会诊断，会手术，会做病人的思想工作，核心技术没有问题。山顶医院的医学文件全部使用英文，对于从实习医师开始就查阅英文文献，一直通过翻译文章赚些小钱补贴家用的协和医生来说，也完全没有障碍，我迅速地融入了澳门的工作和生活。

工作之初，感触最深并且时常令我陷入感动和感慨的，当数山顶医院为保护病人隐私制定的各项法规制度，以及执行的力度和诸多细节。

山顶医院各个病房的进门处都有电子显示屏，列出当日住院病人的基本信息，包括病人姓名、床位号和入院日期。一方面便于病房管理，一方面方便亲友在迂回曲折的病房，按照床位号码快捷地找到想要探视的病人。

即使是为医院管理和亲友探访，此项列示也并非想象中顺理成章。因为涉及病人隐私，亦需充分说明情况，在每个病人住院之初，护士征得病人同意并且签字，住院部才会将病人的名字列示。如果病人有任何顾虑或者不愿意，名字都不会出现在公开的显示屏上。

山顶医院是公立医院，妇产科病房基本都是双人或者三人间。虽然硬件条件有限，但一些辅助设施极大改善了个人空间的舒适性和私密性。其实也只是在每个病床周围有一个随时可以拉起和放下的软隔断布帘，这样，即使病人同处一室，也能拥有各自的空间，不会出现四目相对、无遮无拦的尴尬。

医生的任何医疗工作，都会有一位护士随行和协助，查房每进入一个新的房间，护士会以凌厉身形先行进入，将布帘拉起围好，把将要接受检查和巡视的病人暂时保护和隔离。这样，就不会出现医生为一个病人检查伤口，同一病房里其他几个病人或者因为关心，或者因为好奇，探头踮脚甚至毫无顾忌地走到床旁围观的场面。

查房的时候，护士会把病历放到病人床尾的移动多功能桌上，以备医生查看。还没翻开病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病历夹上“未经许可，不得翻阅”八个醒目大字，下方还注有“依8月22日第8/2005号法律《个人资料保护法》第15条规定”的详细说明。

不仅纸质病历管理严格，医务人员进入电子病历系统，除了必须键入本人工作号码和登录密码，在开始查阅每个病人的个人资料之前，还会腾地跳出一个大大的提示框：阁下即将查阅一个病人的病历，此程式会记录此类行为的有关资讯（人员、时间、地点等），按“是”继续，按“否”中止。任何浏览病人电子信息的医生都会留下个人印迹，供日后追踪和查询。

医生每一次查阅病历，都需要敲击确认键，才能打开病人的个人信息和病历资料。这时刻提醒医生，病人的信息受法律保护，除非医疗需要，否则即使是医生也不能随意窥探和泄露。

在美国做过访问学者的医生告诉我，她所在地区的一家医院曾经发生过这样一起诉讼：一位外科医生利用职务之便，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查看未婚妻的病历，在家族史记述中，医生发现他的未婚妻可能携带一种家族遗传性疾病的致病基因，因而拒绝和她结婚，联邦政府判罚医生有罪。

此外，医生不能随意下载和复制病人资料。工作电脑不能使用个人U盘，如需使用，需要事先到卫生局登记和备案。正在挪威做访问学者的同行告诉我，那里涉及病人医疗信息的电脑系统根本不能插入个人U盘，一些欧美国家的电子病历系统也都严格涉密，个人U盘一经识别，整个电子病历系统就会自动锁定，无法再进行任何操作。

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是每一台外科手术前的必需工作，在需要签署的术前文件中，山顶医院多了一张涉及手术录像和肿瘤部位拍摄的知情同意书。虽然这些手术中拍摄的影像资料最后都会归档病历，成为重要的医疗记录，即使病人将来转诊其他医生，也能最大限度还原初始病情和治疗情况，对病人的治疗和远期随诊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因为涉及病人的身体，仍需签署知情同意书，这充分体现了对病人隐私权的尊重。

内地某些医院在这方面的工作显然做得不够，无论是病人体表的肿瘤还是身体内部的肿块，包括影像学资料（X光片、造影片、B超图片、CT片、核磁共振片），都有被频繁拍摄，却极少获得知情同意，更不要说签署知情同意的书面文件了。

近年来，数码照相技术发展迅速，很多医生看门诊都是背着数码相机的，很多注意收集影像资料的小医生白大衣口袋里常年揣着卡片机，如今每个人的手机都有强大像素，拍照摄影易如反掌，很多医院的宫腔镜、腹腔镜工作站自带拍照录像功能，很多医生在遇到疑难病例或者开展新术式时，都会全程进行手术录影。

只有医生知道，一些处于全麻状态的病人，是在全然不知的情况下被拍摄的。虽然这些医学影像资料最终将用于会议讲座、学生教学、科学研究和论文发表，医生并无私心，也会注意资料的保存，不会随意发布到公共平台供人取乐，伤害病人。但是，未经病人许可，或者没有事先签署书面同意文件，这一行为始终存在伦理学和道德争议。

从小我妈就教育我，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意在强调“记录令人和事物精准”。多年来，我养成一个工作习惯，在白大衣口袋里放一个小笔记本或者一小沓便笺纸，记录一天的工作要务，完成后逐一画钩，以免遗漏重要事项。

初来乍到，我还不知道去哪儿买生活用品，小本子自然没有着落，于是四处张望，发现护士工作站的盒子里有一摞废弃纸张，就随便抽取两页，这立即遭到护士的制止。

得知我的用意后，护士找来一摞工作信笺给我用，并且告诉我，这些带有病人信息的医疗文件，即使废弃也不允许弃置垃圾桶，更不允许随意带出病房，必须由碎纸机粉碎消除。

在随后的工作中我发现，不论是门诊、急诊、病房，还是医生办公室以及护士工作站，都配备有碎纸机。这些文件和银行营业厅里载有公民个人信息以及财产账号的文件一样重要，医院通过规章制度的制定和碎纸机等设备的充足配备，最大程度保证病人隐私不会轻易外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