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德昌院士：敢闯“生命禁区”的人

■胡迎春 吴志军 叶常青 周平坤 陈虎 韩旺

吴德昌（1927年10月—）

吴德昌，江苏武进人，1927年10月出生于北京，1949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曾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在从事核能应用与医学防护研究的40多年里，他凭着对党和国家的满腔深情和真才实学，和同事首次阐明了核武器落下灰危害的特点，在落下灰危害防护研究方面达到了国际水平；他开创了吸入钚危害及防护的研究，在理论上有重要创新，为保障核工业的安全发展作出了贡献；他在核事故应急医学处理研究中取得了突出成就，在保证我国核电站按时运行及核安全方面成绩显著，研究成果已装备核电站、核潜艇、二炮部队及核试验等核设施，对我国核工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连续16年担任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专家委员，并先后担任国际原子能机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顾问，以及联合国原子能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中国政府副代表，参与国际重要研讨会和重要文件、报告的起草、评审；他曾任中国毒理学会理事长、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学会主任委员、辐射防护学会副理事长、国务院科技成果评审委员会成员、国家学位评定委员会评议组成员等20多个重要学术职务。他在国内8次主持国际学术讨论会，出访10多个国家进行学术交流40余次；他先后执笔或参与撰写研究论文百余篇、综述50余篇，参与近10部专著的编写。他培养的硕士、博士、博士后，已成为毒理学和辐射防护学领域的骨干。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我国放射毒理学与辐射防护学的开拓者吴德昌就是无愧于这样的人。他多年如一日，像春蚕一样无私奉献，锲而不舍，顽强拼搏，勇闯“生命禁区”，为我国乃至国际放射毒理学与辐射防护领域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筹建我国第一个放射毒理实验室

新中国成立前夕，吴德昌以优异成绩从我国著名学府北京大学毕业了。经过认真思考和选择，在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他不负重托，考入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系，开始了他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生涯。

20世纪50年代，根据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中央决定大力加强核能的研究与应用，为了配合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及相关放射医学与防护工作的建立与开展，吴德昌被派往莫斯科，学习有关技术。放射医学对于吴德昌是一个全新的学科，为了新中国建设的需要，他无怨无悔地改变了专业和研究方向。

莫斯科留学，吴德昌克服了语言上的困难，放弃了许多休息时间，在新的研究领域里潜心钻研，基本掌握了辐射医学防护的基础知识。

1957年5月，吴德昌完成学业回到日思夜想的祖国。此时，我军的最高医学研究机构——军事医学科学院正急需医学人才。抉择再次摆在了吴德昌面前……

作为国防科研的一部分，军事医学科学院与尖端武器研究一样，具有高度的保密性。步入这支神秘的特种部队，就意味着隐姓埋名、默默奉献，创造了世界领先技术，却不能对外公开；取得了卓著成绩，却不能发表，为了国家和军队的利益，他们要主动放弃本该属于他们的荣誉。

吴德昌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组织的挑选，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和平事业，他心甘情愿地做一名默默奉献的和平使者，自觉地把个人的生命湮没在国防科研的伟大事业之中。

1958年5月，一支神秘的部队悄悄进驻北京太平路上一座深宅大院。从此，这里成了壁垒森严的绝密之地，军事医学的精英们，将在这里从事防原、防化、防生的“三防”医学研究，为祖国和人民谱写奉献的篇章。

吴德昌就是这个英雄集体里的一员。

吴德昌是我国早期涉足防原医学事业的科学家之一。自从步入军事医学科学院这支特殊的部队，他就一直在思考：要在学习的基础上，开展我国和我军急需的研究课题。经过论证，他决定开展辐射防护和放射毒理的研究。于是，领导郑重地把筹备和组建我国第一个放射卫生毒理实验室的任务交给了他和魏履新。他们不懈努力，终于白手起家，成功组建了我国第一个放射毒理实验室。

他们主要研究原子弹爆炸后，落下灰对人体的伤害以及防止这些伤害的一系列卫生标准、措施和加速排除等。根据自身特点以及和平战时放射卫生防护的需要，吴德昌选择了“同位素自体内加速排出”这个课题。他带领课题组白天作研究、教书，晚上看文献、备课。为了节省时间，他们吃住在实验室，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中。

他们的研究与放射性物质打交道，要接触放射线，对人体有伤害，研究工作不能在普通的大楼里进行，需要专门的实验室，以免对研究人员造成沾染。他提出要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内建特殊实验室——同位素楼，开展钚的研究。同位素楼从动议到建成，历时3年之久，其间，在没有任何参考的情况下，根据工作实践，与有关专家协商，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建成了一座安全、先进、实用的实验室。在这个专业实验楼里，吴德昌带领一班人，从小动物筛选到大动物验证，从长寿命裂变产物锶和铯到短寿命裂变产物碘等，从整体实验到离体细胞实验，均随着形势的需要和研究的深入，及时进行科学预测与调整，并采用多学科的手段，领导一支科研队伍进行了开创性的系统深入的放射毒理学研究：包括裂变产物的放化组成及在体内的代谢特点、裂变产物及碘核素的损伤效应、放射性核素中毒后急救和促排措施以及现场卫生防护的要求等课题。

蘑菇云升起的地方

1964年，在我国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前，党中央命令总后勤部秘密组建“一个特殊支队，开赴西北参加核试验”。按照上级的部署，要以军事医学科学院防原医学研究所为骨干组成一个支队参加，这个特殊的支队就是核试验生物效应队。尽管吴德昌非常清楚去大西北参加核试验将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和危险，但他仍然积极要求参加，被选上后，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有幸成为这个战斗集体的一员，他感到无上光荣和自豪。

吴德昌他们的任务，就是要从这“生命禁区”里拿回核武器对生物杀伤的各类数据和标本，从而掌握其杀伤规律，研究防护措施。

核武器爆炸后，担任核试验落下灰生物效应分队长的吴德昌和课题组的同事们，每次都争取在最短时间内进入核武器爆心附近，抢回预先放在那里的试验效应物。当时，核试验指挥部为每位同志配发了一支辐射剂量笔，要求大家根据剂量及时撤离危险区，但吴德昌和大家总是顾不上这些。

为了获得放射性落下灰的扬尘系数规律，吴德昌奔波在核爆下风向放射性沾染区域。为了研究的需要，有时还带着队员在沾染区大步奔跑，让具有放射性的尘土在身边腾起一阵阵烟尘，然后再将烟尘的落下灰收集起来进行研究。

作为防原医学研究工作者，吴德昌清楚地知道放射性沾染对人体危害巨大，更知道离爆心越近放射性沾染就越重，危险性就越大。可是他却义无反顾。由于环境艰苦、工作危险和连续作业，许多战友都曾晕倒在核试验现场。

吴德昌在核现场也发生了一场意外，这次意外几乎把他推到死亡的边缘。

1976年，吴德昌作为国防科工委聘请的有关“光弹着地”事故处理技术顾问，应邀进行钚的放射医学及防护技术的咨询和培训。在基地后勤部孙联众参谋的陪同下，他先来到前沿指挥所，向基地张蕴钰司令员进行了汇报。然后，他又来到现场医疗队，给大家上了一堂有关钚的防护知识的课。从医疗队出来，他们登上一辆北京吉普。车刚刚开了5分钟，坐在竖向后排座位上的孙参谋晕车了。坐在前排副驾驶位置上的吴德昌看到他面色灰黄直想吐的样子，便让司机停车，和孙参谋调换了座位后继续行驶。车子行至黄羊大沟，这是一段陡下陡上的沟坡道。就在他们乘坐的北京吉普以高速驶向沟底时，一辆运水的载重卡车也从对面冲了下来。这时，驾车的战士心里一慌，先打了一把方向盘，又猛地一个急刹车。强大的惯性力把没有任何思想和行动准备的吴德昌一下子从后排冲撞到车前身，头部正撞在驾驶员旁边的一个横杆上，顿时，鲜血直流，不省人事……过了许久，才等来了一辆过路车，这时，距离受伤已经一个多小时了。

在医疗队采取了各种抢救措施后，昏迷了一个半小时的吴德昌才苏醒过来。经过初步诊断，这次车祸造成了他严重脑震荡、前颅窝骨折和股骨节严重挫伤。脑积液从他的鼻孔里流出。额头正面的头皮被撞得绽开，后来缝了12针，失血在200毫升以上。他的帽子、皮大衣以及内衣上到处血迹斑斑。医疗队抢救了24小时之后，上级派出的直升机将吴德昌接到马兰基地医院继续抢救治疗。10天后，吴德昌被送回北京接受治疗。

一年之后，我国在大西北又进行核试验，并组织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和参谋长等领导到现场进行观摩训练。不久前刚在基地昏死过一回的吴德昌，又作为这个领导观摩训练班的防原教员，再次出现在基地大礼堂的讲台上。

面对死神，吴德昌坦言：“和平时期能够为祖国经受危险的考验，是我们军人的殊荣。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不由得涌起一种庄严的神圣感。正是这种为祖国献身的神圣感，给了我无穷的勇气和力量，并将生死等一切都置之度外。”

正是在一次次地勇闯“生命禁区”中，吴德昌和同事们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在国内首次阐明了落下灰的沾染规律，并针对落下灰沾染特点，研究提出了具有高效防沾染的措施及阻止吸收和加速排出的药物；编写了有实用价值的《放射性的监测与防护》手册和《裂变产物放化分析手册》，可快速估算内、外照射剂量，为我军在核威慑下的卫勤保障及平时核防护，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根据和防护措施。这些成果属国内首创，具有国际水平，是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特种武器损伤的医学防护”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成绩，吴德昌感言：“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我们核试验生物效应队所做的工作在整个国防事业中也是微不足道的。然而，作为西部‘原子大军’的一分子，作为我国国防机体的一个细胞，能为维护祖国尊严、维护世界和平尽自己一份微薄之力，我们无愧于人生！”

积极开展涉外学术交流

1956年，吴德昌被卫生部派往苏联做访问学者，学习放射医学专业知识和研究进展；1963年被派往阿尔巴尼亚，培训防原医学骨干；1965年赴罗马尼亚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军事医学讨论会。后来，由于从事的辐射防护、放射毒理研究是保密性很强的工作，他顾全大局，没有再参加国内外学术活动，没有发表过学术论文，也没有任何社会学术兼职，一项项课题完成了，一个个成果获奖了，一份份科研报告出炉了，但只能锁在保险柜中，他默默无闻地坚守在军事医学研究的岗位上。

1978年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为放射医学和辐射防护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敞开了大门，中国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越来越多地走上国际讲坛。吴德昌就是其中之一。他以开创本研究领域国际学术交流和培养学术人才为己任，以他领导的科研组的成果和他在国内兼职的学术机构的工作成绩为坚实基础，以他不凡的涉外工作才能，广泛地开展国际学术交流。

他先后被委派或被邀请访问了苏联、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俄罗斯、乌克兰、奥地利、荷兰和瑞典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的数十个研究机构，参加了50次的境外和国外的学术会议。1985年以来，他以主席、副主席的身份8次主持国际学术会议，出国讲学达40余次。

卓越的科研管理工作

吴德昌作为普通科研人员，曾从现场到实验室，在自己的第一手资料中获得国际创新的成果；作为学术带头人，曾指挥全国9个单位共同协作，出色完成国家“七五”攻关项目；作为院长兼党委书记，曾在人才济济的军事医学科学院指挥若定。更可贵的是，他能三者兼顾、游刃有余。

1958—1994年，吴德昌先后担任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副院长、院长等职，并且是科研、行政两不误。

1987年，吴德昌被提拔到院里担任副院长，主抓科研和外事工作。1990年6月，在代理3个月院长的职务后，吴德昌正式接到了中央军委的命令，任命他为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担任院长期间，吴德昌在积极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努力培养中青年人才、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和推行现代化科研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在吴德昌任副院长和院长的8年间，军事医学科学院积极稳妥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在坚持以军事为主、以科研为主、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前提下，实现了从单纯军用型向军民结合型转变、从单纯科研型向科研开发型转变、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从而走出了一条和平时期军队科研单位发展的新路子。

吴德昌从不以取得的成就自居，从不搞唯我独尊，他以科学是人类的共同事业为己任，把人才培养视为科学发展和事业延续的基础，不遗余力地提携和培养后学，希望年轻人继承事业。他爱才育才殚精竭虑，无私地向青年一代传授知识和技能；识才荐才慧眼独具，鼓励学生大胆超越自己，“弯腰为人桥，直腰为人梯”，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跨世纪的科技人才。

1994年，任职期满的吴德昌从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的职位上退了下来。也是在这一年的12月，他被遴选为中国工程院医药与卫生工程学部首批院士。

渴望超越生命的极限

作为军人，吴德昌实现了多少人孜孜以求的“将军梦”；作为科学家，他披上了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红绶带；在他的相册里，珍藏着他与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及亲笔签名。说他“功成名就”，那不该有一点含糊。但是，吴德昌却“不懂”何为满足。

1994年，吴德昌的目光瞄准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开始致力于研究“电离辐射诱发细胞恶性转化相关基因的克隆与表达”，并将核辐射导致肺癌的机理与危险度估计作为主攻方向。

吴德昌思考：如果通过研究，确定靶基因，测出靶基因受照剂量，找出它发生致癌突变的几率，经复杂的推算，就可以得出癌症变化的危险度系数，分析出它在癌变中起到的作用，进而提出相应的阻止癌变或减少癌变的措施。这些都是通过相关基因的克隆与表达来解决的。一旦成功了，千百万肺癌患者的生命就有了存活的希望，对国防建设的意义也非同寻常。当然，他也意识到这项课题他这辈子也解决不了。但他不肯因此就停止为后人修筑台阶。于是，他又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

1988年的冬天，吴德昌患上了流行性感冒。他持续高烧39摄氏度不下，但硬是顶着不住院。同事们都明白，他不舍得把有限的时间消耗在医院里，更不愿忍受停止工作的痛苦。吴德昌在对待自己身体的问题上有一个著名观点：停止工作的痛苦大于疾病的痛苦。正是这种理论导致了他几十年来不能善待自己。

正是如此努力的工作，带来了相应回报。吴德昌和他的助手们在基因研究方面打开了一个缺口，找到了30个相关基因片段，其中15个被世界基因序列数据库登录。通过筛选，找出了一个3360碱基对的全长基因，经检索及序列分析，推测出它可能是蛋白激酶类的癌基因。

正在他和同事们潜心研究的时候，他们的研究课题与国家的一项重大计划不期接轨。

1997年3月，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拯救我们国家的民族基因库》的报告上批示：“要加强我国重大基础课题的研究。”1999年1月11日，来自全国各学科的数十位专家在北京对肿瘤基础研究课题进行战略性讨论。吴德昌宣读了他深思熟虑的“标书”。经过大会充分讨论，吴德昌一举“中标”，获得了恶性肿瘤发生与发展的基础性研究之肺癌选题中的一个课题。

吴德昌，这位在我国乃至世界毒理学及核防护学领域的科学家，在古稀之年，仍以“愿以此身长报国”的高远心志，继续耕耘在茫茫的科学原野上！（作者单位：军事医学科学院）

①参加核试验效应大队

②苏联莫斯科学习

③访问美国实验室

④在维也纳国际会议中心合影

我心目中的吴德昌

■凌瑞珠

我们相识、相爱、结婚至今已有70年了。由于吴德昌的工作性质，我们从来不谈及他的工作任务，因此只能从妻子的角度谈谈我心目中的吴德昌。

北京解放时，他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热血青年。由于他母亲的谆谆教导和他的上进心，他勤奋好学，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有着优异的学习成绩，还利用中学课外时间去专门学习英语。

解放后，他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项活动，1952年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有人说他的一生太顺利了，其实机遇是留给像他那样有准备的人。他热爱祖国，并且把自己的全身心献给共产党，听从党的引领和教诲，始终把事业放在第一位。

在他的心中，我们这个小家始终居于次位，但是他仍尽力做一个合格的丈夫和父亲。

解放初期我俩的工资不高，他节衣缩食，每月扣除饭费后，其余的工资和粮票都供家用，当年我们只能供给三个孩子最基本的穿衣和吃饭，几乎没有积蓄。他一周六天在单位工作、住宿，只有周末一天和节假日骑车回到北医的家，记得三岁的小女儿曾对爸爸说：“我知道你是全托班的，周末老师才让你回家！”

吴德昌最敬重的老师是朱壬葆教授，他经常登门请教。朱教授逝世后，每年春节初一早上，他一定要去朱师母家拜年，直到那年师母无法接见为止。他很关心一位在苏联学习时认识的好友，这位朋友因病提前退休，家境有些困难，吴德昌每年都要亲自带上自购的慰问品去他家问寒问暖。他也十分喜爱他的学生，请学生到家中聚餐畅谈，还登门祝贺几对新婚夫妇。

平时每晚他必看中央台的新闻联播，他对国际男网、中国女排和中国乒乓球比赛都有兴趣。他喜欢观赏鲜花，曾在家门前的小园子里种过郁金香。我们常去中山公园看那五颜六色的郁金香、玉渊潭的樱花、植物园的月季花和牡丹。他最喜欢的公园是颐和园，最先我们从南如意门入园，走“大圈”到北如意门，后来逐渐缩小距离走“中圈”“小圈”，最后只能坐轮椅进入西门，绕一个“中圈”。我们欣赏了颐和园的四季美景。记得一个冬天，昆明湖准备清除湖底淤泥，早已泄水，只有约10厘米的冰层。我俩带着儿子和三岁的孙女，从知春亭走在冰冻的湖面直奔石舫，中途遇到一块突起的“冰峰”，我们和孙女穿的是防滑鞋，手拉手顺利爬过，而儿子穿的是平底皮鞋，几次爬上滑下，惹得大家捧腹大笑，真是一次难得的“探险”。

可能是由于他长年忽略锻炼身体、劳逸结合，又没有重视心理卫生，他在晚年时患上抑郁、焦虑症和帕金森病，使他无法正常地工作和生活。这是他的不足之处，希望后人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