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锋相对：科学家不应对政策制定指手画脚？

当科学家们抱怨政客们极少了解科学时，我常常感到气恼。这样的抱怨几乎无益，并且暴露出科学家对英国的管理结构、流程、文化和历史的所知甚少。

因此，当卫报报道了一篇《自然》（Nature）上的文章，列举了政客们需要知道的20件关于科学的要点（即“Nature：让决策更科学的20条Tips”一文）时，我便开始带着不安的情绪阅读，一边估计着我的脑袋会在几段文字之内爆炸。

我本不必如此担忧。William Sutherland、David Spiegelhalter和Mark Burgman教授作为该文作者展示了一份列表，列举出了科学家们在与决策者打交道时面临的许多挑战，这份列表很有建设性。

但是，这样的事实依旧存在——当科学与政策制定相遇时，科学家们总是把错误归咎到政客身上，而事实上，科学共同体需要向前更多以便和真正制定政策的人有效交互。

这件事和科学与媒体的关系有很多相似之处，后者通过长期努力有了很大改善。科学媒体中心主任Fiona Fox曾声称：“如果科学家把媒体做好的话，媒体将把科学做得更好”。我认为，科学和政策的关系亦然。

因此，我和在科学与技术议会办公室的科学顾问同事们列出了20件事，这是科学家应该知道的关于政策的20件事。我们仅在上周的一个下午就拟定了这份列表，这份列表应该会激起讨论。如果有人要把它打印出来，贴到墙上，或是在实验室中传阅，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害处。

1、 制定政策并非易事

科学对政策制定最常见的指责包含着一种轻率的批评，即认为决策是简单直接的。我曾经听到人们说，“显然”英国应该将大麻合法化；将科研预算加倍来刺激经济；通过扩大核电投资改革能源经济。其实，这样的决策一点都不简单。公共政策总是比它表面看起来要复杂，涉及到范围广泛的投入，与其它政策的复杂交互，以及多变的不可预知的影响。用简单的方案解决复杂的问题的情况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

2、 从来没有政策是完美的

无论是什么样的决策，其结果几乎总是不公平的。例如，对税收和收益的任何改动都会导致有人欢乐有人忧；而当其结果在某些方面积极时，它就会在其它方面产生问题。

3、 决策者也可以是专家

在与决策者打交道时，科学家经常认为自己是“专家”。以我的经验，许多决策者也是专家。有些人有优秀的研究履历，他们经常能够很好理解研究的基础知识。当我在剑桥大学工作的时候，我的一项工作就是为科研人员和决策者搭建桥梁；科研人员经常告诉我，他们在同决策者的沟通中学到了很多。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位在同决策者沟通的科学家，那么不要假设你是房间里唯一的专家。

4、 决策者不是水平一致的群体

“决策者”至少是和“科研人员”一样宽泛的名词。它包括各种层级的公务人员，从高级到初级，从通才到专才，以及那些在相关机构和地方政府的公务人员；它包括执政和在野的，下议院和上议院的政客；还包括那些可能没有直接参与制定政策，但是作为顾问可以强烈影响政策的人。

5、 决策者也是人

参考Sutherland, Spiegelhalter和Burgman的列表的第12条。尽管有广泛的培训和良好的意愿，决策者有时还会做出错误的决定，把事情搞糟。同时，他们也许会像科学家一样受自己的利益驱使。

6、 政策决策有广泛的审查

科学通过学术严谨和同行评议原则尽量减低人为因素的影响，一项政策需要经过专业指导方针控制，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和衡量，以及经过来自广泛的机构和多种角度的详细审查，因为决策者可能会为利益驱使。例如，议会会详细审查政府，上议院会详细审查下议院。

7、 人们很少选择从零开始制定政策

一位前任政府部长曾告诉我，甫一上任他便与一系列的学术界人士会面，来咨询如何修复破损不堪的特定政治领域。他发现这个经历令人沮丧，每一位与他会面的人都说：如果你打算重新设计系统，那么现在的时机最合适不过了。问题是他不打算这么做；他需要能从现有的生态系统中生发出来解决方案。这样的规则在很多政策领域都是如此，从基础设施到教育，从医保系统到养老金等等。

8、 政策不仅仅需要科学证据

政策的制定不是孤立的。首先在当前的政策中有一个起始点，然后会与地方的、国家的、国际的政策有某些复杂的交织。在许多政策领域如此，比如大麻政策、国防政策、移民政策以及银行法规。法律、经济、政治和公共意见都是重要的因素；科学证据只是决策者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被科学家猛烈抨击的政策领域都是比科学证据要远远复杂的：这里仅举三个例子，能源、大麻和医疗政策。

9、 在政策建议中经济和法律是两大主要项

当决策者寻求咨询意见时，经济和法律是两大主要项目。科学证据在咨询目标的排序中排得较远。这种作法是不是制定政策的最好方式且不说，但的确是客观存在的现实。

10、 公众意见很重要

许多最重要的公共决策都是由人们选举出来的人制定的，而多数其它的政策则是由为人们服务的公务人员制定的。我们生活在民主社会，公众意见是政治进程中的重要组成。很多计划的制定直接牵涉到公众，而公众意见在医疗服务的分配，学校和运输服务当中是一个重要考量。复杂的政策领域例如大麻，酒精，移民，教育政策，都会受到公共意见的严重影响。

科学家通常声称决策者喜欢确定的信息，而我也曾听过有些人说决策者不懂不确定性。恰恰相反：政客被不确定性所包围，并且总是在做各种正式的、非正式的对不确定性的评估（例如，当考虑选举信息的时候），同时，公务人员从不完整信息中（信息不完整也没什么，信息完整只存在在幻想中）获取政策选项。决策者不喜欢满是警告但是无实际帮助作用的信息。Sutherland, Spiegelhalter和Burgman的列表是一份有建设性的说明，说明了哪些知识和技能能够帮助到决策者。这比泛泛的批评决策者不懂不确定性更好。

12、 议会和政府是不同的

在英国，议会和政府之间有显著区别。议会主管立法，负责讨论公共议题，制定法律，审查政府。政府主管执法，由从议会中选择的成员领导，负责设计和实施政策。议会由超过一千的议员和同行组成，只配有几***的职员。政府只由一百个议员和同行组成，配有数以万计的职员。正式说一下，我是在议会工作。

13、 政策和政治是不同的事情

政策是关于特定干预的设计和实施。政治则是如何做出决策。政策多数是在政府中决定，而部长，内阁，党政领导关心政治。在下议院，政策就少一些，政治就多一些。

14、 英国有出色的科学顾问系统

英国有领先世界的科学顾问系统。每一个政府部门（理论上）都有一位首席科学顾问，负责向部长的私人秘书（最高的部级公务人员）汇报，并且也向政府首席科学顾问汇报，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直接向首相汇报。在议会当中，我们设有科学与技术议会办公室，并且在图书馆研究服务和选举委员办公室中设有科学顾问。

15、 政策和科学有不同的时间尺度

当决策者说他们需要尽快得到信息，他们是指几天或者几周的时间而不是几个月。这不是系统的瑕疵；这就是做事的方式。如果科学家想要和政策打交道，他们就需要能够按照决策者的计划表工作。要求决策者放缓时间表将会导致他们从别处咨询意见。同时，让意见尽量简洁。

16、 不存在政策周期这回事

我曾经看过很多流程表在描述“政策周期”。通常以一个概念起始，经过一系列的研究，设计，实施和评估，然后反馈到周期的起始。理论上可以，但是在实践中事情很复杂。政策制定是一个迭代的过程，是可能性的艺术。

17、 政策制定是一门正在发展的科学

我们生活在一个对政策制定来说激动人心的时代。为了更好管理，各种各样的提议正在产生，包括公开政策制定过程的提议，以及在政策实施中加入效果评估的提议等等。新的“有效中心”（What Works Centers）大体上基于国家健康和诊疗卓越机构（缩写为NICE，向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推荐治疗方法的医疗机构），但不同的是，它将会考虑如何减低犯罪，刺激当地经济增长，改善养老以及更好的使用早期干预。科研证据，特别是来自社会科学的证据，将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其它方面的创新，内阁办公室将要建立一个政策实验室。

18、 “科学政策”与“政策科学”不是一回事

当决策者谈论“科学政策”时，他们通常在讨论针对此类事情的政策，比如：科研经费，大学和创新政策。科研人员则使用“科学政策”来谈论如何使用科研证据来帮助在广泛的领域更好落实政策。我发现用“关于科学的政策”和“关于政策的科学”来区分一下两者会很有帮助。

19、 决策者对科学并不感兴趣

尽管有些人感兴趣，但整体上，针对政策的科学很小众。决策者倾向于对政策制定有用的科研证据更感兴趣，但是让我们区分清楚：他们不是对诸如“什么构成了证据”或者“科学意见，社会科学意见和工程意见之间的不同”之类的哲学语言感兴趣。决策者仅仅在科研证据能够帮助他们做出更好的决策时才对其感兴趣。

20、 “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是错误的答案

政策决策通常需要非常迅速地制定，而要求更多时间和资金来开展研究是不可能得到好的结果的。决策者必须用不完整的信息来做出决定（参看第11条），所以他们可能会对劈头要求多年研究计划资助然后才能提供意见的人表现出沮丧。我不是在说进一步的研究不必要；进一步的研究有必要。但是，这从来都不是我提供给决策者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