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史轶事：梁启超，肾被割错了？

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光绪举人等。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他的文章富有独特的历史视角，令人深思，启蒙思想。

80年前，1926年3月8日，因尿血症，梁启超入住协和医院。他得病多年，家人屡劝就医，总嫌“费事”，但在入院前一天，忽然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终于同意检查一下。经X光透视，医生见右肾中有一黑点，诊断为瘤。 梁启超之弟梁仲策问主治医生：“不一定是癌吧？”医生答：“不一定不是癌。”再问：“怎么治？”再答：“肾脏切除。”手术后解剖此肾，果见其中有一大如樱桃的黑点，但却不是癌症。要命的是，病人尿中依然带血，且检查不出病源所在，于是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梁启超于4月12日出院，在医院计35天。以上内容出自梁仲策发表于1926年5月29日《晨报副刊》的《病院笔记》，距梁启超手术后出院，只有一个多月时间。

此后，梁启超多次入协和医院治疗，但已无法根治……对这一重大医疗事故，协和医院方面严格保密。事故责任人后来调离医院，到卫生部做了政务次长。直到1949年，医学教学在讲授如何从X光片中辨别左右肾时，才举出这一病例。而梁启超之子、建筑大师梁思成直到1970年因病住进协和医院，才从自己的主治医生那里得知真相。”

　　陈西滢著《西滢闲话》中有一则题目是《尽信医不如无医》。文章说，梁启超入院检查后，医生说不出病原，又经过好几个医生的诊视和推断，这才认定病在右肾，说上面有肿物，要是不将右肾取去，肿物势必日益膨胀，将来总有割治的一日。所以开割是早晚难免的事情，虽然四五年内还不要紧。可是晚治总不如早治，至少早治可以免去有变成别种病症的危险。于是，“腹部剖开后，医生们在右肾上并没有发见肿物或何种毛病。但还是把右肾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并没有好。他们忽然又发现毛病在牙内，因此一连拔去七个牙。可是尿血症仍没有好。他们又说毛病在饮食。又把病人一连饿了好几天。可是他的尿血症还是没有好！医生们于是说了，他们找不出原因来！他们又说了，这病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为了这没什么要紧的病，割去了一个腰子、拔去了七个牙，饿得精疲力尽，肌瘦目陷，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并且还得花好几百块钱！

        当时，梁启超先生竟被西医“割错腰子”事件一经传出，社会舆论立刻大哗，而西医立刻成为众矢之的。梁启超之弟梁仲策的《病院笔记》，初看不过陈述兄长在协和医院的诊断治疗经过，细心探究，已是对西医略有微词。原来，梁启超入住协和前，曾经看过中医，诊断说“这病不是急症”，不就是尿里有血吗，“任其流血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而在协和经外科手术割掉一个肾，得出的结论，也是“无理由之出血症”。梁仲策说：梁启超“辛苦数十日，牺牲身体上之一机件，所得之结果，乃仅与中医之论相同耶。中医之理想，虽不足以服病人，然西医之武断，亦岂可以服中医。总而言之，同是幼稚而已。”

　　　鲁迅留学日本，曾专修西医，他认为西医到了中国，确实发生了许多问题，但他认定那不是西医的问题，而是“中国人的问题”，是“特别国情”，因为“本国的西医一出手便先学了中医一样的江湖。西方的医学在中国还未萌芽，便已近于腐败，这些医院，将病人当作研究品，大概是有的，还有在院里的‘高等华人’，将病人看作下等研究品，大概也是有的。不愿意的，只好上私人所开的医院去，可是诊金药价都很贵。请熟人开了方去买药呢，药水也会先后不同起来。这是人的问题。做事不切实，便什么都可疑。”

　　梁启超是西医科学坚定的支持者。戊戌变法前一年，1897年，梁启超在上海成立医学善会，特别撰文，评述西医中医之优劣。梁启超并非要废除中医，他反对的，是已经教条化的“阴阳五行学说”和“以此关乎病人生死的医学”。他说，“询其为学也，则全体部位之勿和，风火燥湿之勿辨，植物性用之勿识，病证名目之勿谙，胸中有坊本歌括数则，笔下有通行药名数十，遂嚣然以医自命。偶值天幸，疗治一二显者获愈，而国手之名，遂噪于时。今之所谓医者，皆此类也。”

    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事件”发生后——他身为受害者，还会继续支持西医吗？答案是肯定的　梁启超终生笃信科学，他为西医辩护，便是为科学辩护。对此，他洞若观火。“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梁启超也在《晨报》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公开为西医科学辩护。梁启超首先“就事论事”，详述手术经过，并对割去右肾一事，谈了他的看法。他说：“右肾是否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据当时的诊查结果，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它）‘罪不该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但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他肯定西医的医疗是有效的，说：“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他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朮，因为医生的技朮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尽管，私下里，梁启超先生对家人说过，“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也曾说过“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但面对公众舆论，他还是发表了上述为协和、为西医、为科学辩护的文章，因为，他“怕社会上或者因为这件事对于医学或其他科学生出不良的反动观念”。不到3年后的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后再次住进协和医院，最后在该院病逝。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像梁启超先生这样，因自己的“病”与“死”，留给后人许多感慨，许多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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