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监察委建立之后 医药领域如何反腐？
2018-05-03 郭泰鸿 E药经理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刚刚公布生效，各级国家监察委正在建立。这是国家监察体制的重大改革，加强了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实现了国家监察的全面覆盖。今后，各级监察委将重点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腐败是伴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及经济快速发展而形成的一个恶瘤。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党中央为权力部门“立规矩”越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刚刚公布生效，各级国家监察委正在建立。这是国家监察体制的重大改革，加强了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实现了国家监察的全面覆盖。今后，各级监察委将重点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
腐败是伴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及经济快速发展而形成的一个恶瘤。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党中央为权力部门“立规矩”越来越细、越来越紧、越来越全面，可以说，腐败现象开始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十九大党中央又提出反腐败要在“不敢、不能、不想”上下功夫，重点要抓好“不能”的机制反腐之后，反腐败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医药领域是我国一个腐败的重灾区。这并不是因为医药领域里的人特殊，而是因为医药领域面临的环境特殊：既有市场经济下的市场主体自由，又有行政权力干预的约束；既有学术医术的自然垄断，又有大规模采购的经营性垄断；既有专利所有、独家经营的合法利益，又有政策不当、过度保护的法外利益；既有交易主体的经济利益诉求，又有主管部门的部门政绩诉求。以致很多医药领域里的腐败潜规则，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
医药领域腐败的特点，大多受到一些不良政策的导向，此所谓制度性腐败。一是绝大多数发生在企业对医院行贿，企业之间及企业与政府之间比较少见；二是绝大多数与药品销售有关；三是有人公开半公开地为医院医生叫屈，认为财政支持不够到位；四是对医院的回扣正在标准化、程序化、合法化，二次议价是典型一例。
正因为此，医药领域也是国家一个反腐败的重点战场。近年来，医院院长、药房主管、名医大师由于受贿被抓，常常见之于报端。而且被抓的大多是医院管理有方的高级管理人员，学有所成、术有所长的教授、主任医师。真是让人心痛！这些人员被抓，当然是反腐败的重大成就！但由此而影响了医院的管理，影响了医术的施行，不能不说是社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
院长和医生被抓，首先应该归因于这些人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但是，当一个领域里时常发生腐败案件、一个特定人群里总是发生腐败案件，就不能不从机制上去查找原因。只有找出机制上的根源性腐败，才能制腐败于死地，才能挽救那些本可以清廉自守的院长、医生。
所以，医药领域里新的反腐败，务必要从建立“不能腐”的机制着手，才能取得与前不同的成效。
建立“不能腐”的机制，其前提是发现“可以腐”的政策、规定、制度、措施的漏洞。不能把反腐希望寄托在人人洁身自好、人人拒腐蚀永不沾上。在制定反腐败机制时，要把每一个人都当做潜在的腐败分子，要预防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可能腐”的潜在因子，才能堵住一切腐败漏洞。
现在医药领域里存在的制度漏洞有哪些呢？
法律的地位尚欠崇高，依法办事未能成为共识
法律是政府行政、企业经营、一切社会主体市场主体行为活动的最基本规范，也是各方主体维护自身权益的最有力武器。
但是在医药领域，却做不到这一点。很多人以医学特殊、药品特殊为由，把某个部门制定的政策凌驾于法律之上，公然违法而不以为意。《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医药领域受到伤害最大的几部法律。
政策任性随意，既不合法也不合理
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利用行政权力，强制以降价若干个百分点作为进入药品集中采购的先决准入条件。
现在各地、各个领域都在执行国务院宽进严管的市场政策，很多市场准入性质的前置审批、前置规定都在纷纷取消，而唯有药品集中采购领域，此类不合时宜的强制政策仍在层出不穷。
很多地方政府还规定了“国内各省最低价联动”这样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的政策，无视各省之间具体情况的不同，无视自己此前已经通过招投标或谈判已经确定的药品价格，无视自己作为政府部门的公信力，蛮横地“唯低价是取”。
日前国家发改委等八个部门联合发出的清理“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政策”的文件和对深圳某政府部门的处理，可望在药品集中采购领域取得巨大的成效。
规定不够合理，机构或个人操作代替了市场配置
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仅可以提高配置效率、资源利用效率，也是防止腐败的重要举措。现在在招投标确定中标价之后的二次议价，由医院出面，再次对药品企业中标获得的药品销售权进行配置，强制压价，从中获取利益。对不从者，直接取消中标企业依法获得的药品销售权。
相比省级招投标，二次议价以较小采购量要求较低采购价，严重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
选择中标药品的配送企业也是如此，政府部门剥夺了药品买卖双方自主确定配送企业的权力，法外规定药品经营企业唯有答应返点返利后才能取得配送权。这是以非法剥夺他人的配送企业选择权，来谋取非法利益。
制度不够透明公开，只有少数人知晓、操作
制度的合理性不仅存在于制定过程之中，也存在于执行、操作过程之中。让各方当事人、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新闻媒体乃至于全社会来监督，是保证好的制度得到好的执行当然必要手段。
假如一个制度不公开执行，只在各方当事人中实施，那么，即使制度已经走样，由于利害关系的制约，当事人也不一定敢于据理力争，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现在短缺药品比较普遍，国家已经明确将采用定点生产的方式解决短缺。目前尚未看到对组织生产短缺药品的报道，不知有没有付诸实施？
窃以为，此事的推行，一要抓紧，二要公开。特别是对短缺药品生产的企业资格取得、产品质量保证和价格形成、数量确定，一定要在阳光下操作，一定要接受社会的监督，才能避免产生新的腐败。
措施没有针对性，制约办法形同虚设
疾病治疗中有一句话叫对症下药。药只有对症了才会产生效果，否则，不但无用而且可能有害。措施也是一样。现在对存在于医药领域里的医院拖欠药品货款 ，金额越来越大，时间越来越长，政府的三令五申越来越多，但就是无效。因为这些三令五申，只是要求不得拖欠，有的甚至宽松到可以拖欠、但不能长于三个月、六个月。
本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银货两讫”是市场交易中的一般规则。而在药品采购中，拖欠却成了规则，区别只在于三个月还是六个月。既然如此，拖欠再长一些，又有何妨？
即使不考虑拖欠的时间，对拖欠也是只有禁则没有罚则。不能拖欠，但就是拖欠了，怎么办？可以有限期拖欠，但拖欠超期，怎么办？如何处罚违规的法人和有责任的当事人？没有相应的处罚，不能拖欠就成了不能充饥的画饼。“口头检讨、实际得益”，谁不想干？谁不会干？谁又肯不干？
当药品的拖欠越来越严重，到了无院不欠的时候，罚则还真是不好制定。因为法不责众（这句话当然是没有道理的！），不能洪洞县里没好人吧？可以说，正是这些措施规定得没有针对性，规定得不知所然，措施才没有有效性，才导致了多方的违规、违法。
身份错位，诱导违规
现在各省的药品集中采购中心，兼有采购主体和采购平台的双重身份。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既是上市的股份公司，又是发股票的证券交易所；既是政策的制定者解释者，又是政策的实施者执行者，还是政策的受益者。这样的身份错位，想不行为错位，都难！所以，这些采购中心，今天制定政策，明天要求企业遵守，企业一旦有了异议，后天就可以修改政策。难以体现公平。
采购中心兼有主体和平台的双重职能后，采购中心说的一句话，药品企业也不知道是采购主体的市场交易要求？还是采购平台的规范交易制度？前者是可以讨价还价的，而后者则是必须遵守的。
另外，还有最重要的医药不分状态，导致了医院对药品市场80%以上的垄断，导致了对药品企业可以予取予求，是医药领域腐败的重要支柱。包括医药分开在内的四分开，是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十七大政治报告中都明确了的决策，至今尚未得到实施。兹事体大，本文不做展开。
这些错误的机制，是导致医药领域腐败的基础土壤。这里所举的例子，并不能全部包含。现在的状况是，一个医改措施出台，一个反腐败措施出台，腐败行为总有应对之策，总是前腐后继，原因就在于有这些机制性的土壤。期望行政监察升格为国家监察之后，能从机制建设入手，铲除医药领域腐败的土壤，开创出医药领域风清气正的一片朗朗晴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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