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洁夫获颁顾氏和平奖：死囚可否捐器官是伪命题

黄洁夫（中）为患者进行肝移植手术（资料图）

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今日将获颁顾氏和平奖

黄洁夫：死囚可否捐器官是伪命题

黄洁夫，中国著名的肝胆外科专家，曾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和卫生部副部长，现任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医院协会会长。

本月，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同时获得顾氏和平奖和吴阶平医学奖，这两个奖项分别被誉为亚洲诺贝尔和平奖与中国医学界的诺贝尔奖。今天，他将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获颁顾氏和平奖。

在医学界，黄洁夫被认为是中国器官移植改革的推手。北京青年报记者多次联系专访，他都因为公务繁忙难以安排时间。18日下午，黄洁夫按国家卫计委要求接受《纽约时报》的专访，邀请北青报记者同时参加。

黄洁夫接受采访时表示，从2015年开始 ，中国合法移植体系内，没有一个器官来自死囚。当前在法律制度尚未健全时讨论死囚是否可以公民身份自愿捐献，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目前，中国器官移植事业走上了阳光的道路，但路途仍然艰巨，不宜用这个伪命题去阻碍改革的深化。

他认为现在面临的挑战更多来自体制，如红十字会与国家卫计委的协调不顺、《中国器官移植条例》多年未修改等。黄洁夫期待，改革继续深化，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移植医疗服务。

死囚捐献之辩

中国已建立公民自愿捐献体系

11月11日，《纽约时报》记者采访了我国著名肺移植专家陈静瑜（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并于11月17日发表了一篇《换个说法，中国继续摘取死囚器官》的报道，称“中国将囚犯重新归类为公民，中国官员将这类器官来源纳入国家器官分配系统”。

这篇质疑报道在国际医学界引发轩然大波。当事人陈静瑜教授见到报道后，认为自己的讲话被歪曲。他称，接受Didi Kirsten采访时被告知，对方要采访有关器官转运的内容，且他明确表示过，从2015年开始他们中心的全部器官均来自公民捐献。

在《纽约时报》报道中，也引用了黄洁夫教授曾对媒体说过的“死囚犯人的临刑前真实的良心忏悔，也要尊重他们有捐献器官的权利。如果是自愿，在法律法规完善的前提下，也应可以捐献”的话。

11月18日下午3时，黄洁夫在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与这名记者见面。69岁的黄洁夫心平气和地给对方让座。他告诉这名外国记者，因感到《纽约时报》的报道会误导视听，所以晨起手抄了一篇“心经”送给她，上面有英文题字“尊重人类的尊严”。

在采访中黄洁夫强调，过去死囚器官来源也并不单是中国采用这种方法，是在为挽救病人生命，在国家无公民捐献系统下不得已的做法，不是政府的法律，是种为救人的无奈之举。中国从2007年《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颁布就开始走上改革之路，其实美国的移植管理体系也仍在完善中。现中国已经建立了公民自愿捐献体制，国家已经要求完全摒弃死囚器官来源。

“一个人、一个事业都不是完美的，一旦发现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外部的声音总比内部的更响亮，但应该以尊重事实为前提。”黄洁夫还与这名记者交换个人手机号码，“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外国记者最后用中文说，“中国多一些官员像您这样开放与坦诚，世界就更能了解中国。”

合法移植体系内无死囚器官

受访时，黄洁夫强调，在中国自宣布今年全面禁用死囚器官后，中国的器官捐献数量不降反增。截至本月17日，今年的公民器官捐献已达2297例，预计全年超过2500例。按每例可提供3个器官计算，公民身后器官捐献量一年将达到7500个左右，加上亲体捐献，今年移植数将超过1万例，这将是我国历史上最高的一年，而且移植质量也大大提高。

死囚如果自愿捐献器官是否可以接收？黄洁夫引用美国前总统林肯的一句话作比：“如果一个房子是由两个互相矛盾的部分共建的，这个房子就会垮掉。”意指当时林肯说，美国如果奴隶制与自由公民制并存，这个国家就会灭亡。这种情况也适合于器官捐献体系。

他很严肃地强调，“在法律制度尚未健全时去询问死囚是否可以公民身份自愿捐献，本身是一个伪命题。”美国本土也是有这个争议。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器官移植指导原则禁止使用死囚器官，我国卫计委2013年下发的《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的规定》实际上也禁止过去死囚器官获取的方式，要求所有器官来源可溯源。因为死囚在监禁条件下难以表达他个人意愿，更不用说征求家人同意身后捐献了。

他认为，只有在法制十分健全条件下讨论其可能性。如果现在将公民捐献的大爱奉献与死囚器官混在一起，群众就不会信任我们的捐献体系，“如同关闭了的潘多拉魔盒，绝不能再将它打开”。

虑及现实，黄洁夫一改此前谦和，语气强硬起来。在他看来，未来任务艰巨，应该全面禁用死囚器官，隔阻腐败滋生空间。况且，公民也不愿意自己亲人的捐献与肮脏的利益链条混在一起。对移植医生而言，敬畏生命是起码的职业操守，全体移植医生都衷心拥护这项改革，光明正大从事救死扶伤事业。大家都不会同意回到以前，这是全体移植医生的决心。

北青报记者发现，自国家宣布停用死囚器官，如何从制度设计上防止暗箱操作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之一。黄洁夫表示，这就要求全国强制性使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系统（COTRS系统）进行器官分配。“我能保证，在COTRS系统内没有一个器官是死囚的。”

事实上，2011年，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已经规定，买卖人体器官入刑。黄洁夫说，“如果还存在这种腐败，国家法律绝不容许。”

十年改革

中国器官移植改革得到国际认可

“中国的国旗出现在世界器官捐献协会的舞台上，真是不容易。过去十年真是一条充满艰辛和危险的征途。”今年10月，全球器官捐献大会理事会全票通过欢迎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王海波医生难抑激动心情，给黄洁夫发了一条信息。

在这个大会上，王海波也当选为世界器官捐献委员会中国理事，他是中国器官共享与分配中心（COTRS系统）的负责人。

这些变化均意味着，国际医学界对中国医生的“三不”制裁已经撤销。

唯有置身其中的人，才能体会这项改革的艰辛，因为破冰前行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又要符合世界共同接受的伦理准则，还要冲破原有体制的潜规则及利益集团阻力。

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1977年起步。因无公民捐献渠道，自1984年起有六部门的内部规定同意使用死囚器官，这不是国家法规，也要求必须是死囚犯及家人同意才能进行，但操作上有漏洞。

为此，世界卫生组织曾将中国列为移植器官来源不明的国家，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系统使用死囚器官的国家。多年来，国际医学界对中国器官移植医生实施“三不”制裁：不允许在国际会议上发言、不允许在医学期刊发表论文、不批准成为世界器官移植学会会员。全体移植医生均感到脸上无光和情感上的冲突。

黄洁夫曾多次向媒体解释，在2009年之前，中国由于尚未建立公民捐献系统，使用死囚器官实属为救人生命的无奈之举，是饮鸩止渴。

建立起国家公民自愿捐献体系是中国几代移植医生的共同梦想。黄洁夫记得，如我国医学界泰斗吴阶平、裘法祖教授都对他说过，中国一定要推动公民捐献，崇高的救死扶伤的职业必须敬畏生命。移植事业的希望在医院，而不在刑场，已是全体医生共同的愿望。

黄洁夫也强调，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改革是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进行的，自己此前作为卫生部分管器官移植的副部长，是执行党组任务，带领全国移植医务工作者团结红十字会共同建立阳光、透明的器官捐献和移植体系建设。

今年起全面停用死囚器官

与黄洁夫接触过的媒体记者说，只要谈器官移植，这名正部级官员几乎从不说不。

本月23日，他在菲律宾马尼拉领取顾氏和平奖。获奖证书中，赞扬了他为中国器官移植法案的颁布和实施起到的重要作用。而10年前，同样在马尼拉，在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器官移植国家卫生行政高层会议上，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代表中国政府首次承认，中国移植尸体器官来自死囚，并表明了中国政府推进移植改革的决心。

釜底抽薪之举，致坚冰深处传来碎裂的声响。

2007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其中规定：“人体器官捐献应当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捐献人体器官的公民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2010年3月，中国红十字会和卫生部联合启动了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至2011年，试点扩大到了 16 个省份。

2011年，《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报告》提出严格完善死刑复核程序，《刑法修正案（八）》中也增加了一条刑事罪名“器官买卖罪”。2013年8月，卫计委颁布了《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严格禁止移植医院与地方法院联系获取与分配死囚器官。2014年，来自公民捐献的移植数已达到80%，我国已经具备实现器官来源从司法渠道到公民捐献成功转型的大环境。

2014年12月3日，在昆明举行的全国移植大会上，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宣布，2015年1月1日起全面停用死囚器官。

他的手机陆续收到一百多条信息，都是全国各地的器官移植医生发来的感慨和心声。黄洁夫保留至今。其中一名医生在匿名短信中诉说：他为过去的取肾方式而感到忏悔，内心充满矛盾。建立阳光的捐献体系令他感到欣慰，更对移植事业充满信心。

黄洁夫透露，这项改革是在国家司法部门领导大力支持下推进的，他感谢过去司法体系为配合我国移植事业发展所作的贡献，并认为他们绝大多数是按照部门规定执行的。现在公民捐献体系建立，也是司法体系同志的支持和心愿。

这项改革举措也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与全世界移植社会的高度赞誉。当黄洁夫因此项改革获得顾氏和平奖时，他很平静地说：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进步的肯定，是集体的荣誉。

他说，获奖带给他的并非全部是喜悦，他感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重担，中国器官移植事业走上了阳光的道路，但路途仍然遥远和艰巨。

体制之困

红会与卫计委间协调十分困难

黄洁夫视当下的器官捐献事业为“新生婴儿”，还十分脆弱。他说，要把它培养成“健康的成人”，任务还很艰巨。

今年8月份在广州举行的国际移植论坛上，黄洁夫没有采用大会安排他讲的题目“中国迈进世界移植舞台”，而是改讲“全社会努力将新生儿培养健康成长”。

作为参与器官捐献与移植系统顶层设计的人，言谈间，他对现行器官捐献体制运行感到忧虑。他说，我国的器官移植与发展基金会才开始起步，人民群众的观念转变还有一个移风易俗的过程，卫生行政部门与红十字会的团结合作必须加强，2007年颁布的移植条例已不适合形势需要急需修订等等。

被问及当前最大的困难时，他坦言，作为器官捐献中两个最重要的部门，红十字会与国家卫计委的协调不顺。两部门于2014年3月1日共同组建的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形同虚设，“至今都未开过一次会议”。作为主任委员，他十分无助，为此感到忧虑。

他提到一个细节。2012年，在国务院支持下成立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16个编制，局级单位。但由于两部门协作渠道不畅、权责不清，至今中心工作运转不太好，基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也都有意见。他认为，当下的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急需一些敢于担当、年富力强、将人民利益作为自己行动宗旨的干部。

“总是部门利益、官僚主义和来自体制内执行层面的消极与无为。”黄洁夫言语中充满无奈。他希望有一个真正的问责机制，将“不做事的人请下来，让做事的人上去”。

救命器官许多都被浪费

今年10月，中国肺移植领域著名医师陈静瑜在微博上发布一条消息，称因为堵车，移植团队携带器官错过登机时间，但当时飞机还未起飞，移植团队已在值机台等候，却仍被拒绝登机，险些浪费掉一个宝贵的捐献肺脏。此事引发广泛关注。

陈静瑜医生此前受访时介绍，2015年头9个月里，中国各地有约300个捐赠的肺源，五六十个在运输延误过程中衰竭。器官移植缺乏一个由卫计委、民航、交通等多部门联动的绿色生命通道。

黄洁夫也为器官移植的“一方面短缺，一方面浪费”而感到惋惜。据悉，今年器官捐献可达到2500多例，理论上说可以做2500例心脏移植，5000例肺移植，但现在中国全年仅做100多例心脏和肺移植手术，浪费了许多可以救命的器官。

黄洁夫认为，我国现已建立公民捐献体系，移植医院和医生都应该大大增加。他说，北京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同仁医院等都向他反映过，希望加入捐献移植之列，但他们的热情“总是撞在弹簧门上”——没有一个部门受理。

黄洁夫近来去地方调研中，许多地区的书记市长都说希望能批准地区医院参与捐献移植工作，并说可以将移植服务纳入大病救助医保中，使群众享受这种服务。但这些工作，也均无具体部门去推进。

此外，中国器官移植界多次呼吁尽快将《中国器官移植条例》上升为法律，仅他个人就曾在“两会”上提交过3次提案，但均石沉大海，无正面回应。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器官移植法规都是两三年修订一次，但我国的《中国器官移植条例》已经执行了七八年。

被问及在新的器官移植法规中最应该补充哪些条款时，黄洁夫说， 应该出台“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条例”，明确红十字会的功能与责任，应将卫计委2013年8月下发的法规补充进去。同时，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应在国务院层面领导下进行工作，去协调两个部门间合作。

他感叹自己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但也时时感到力不从心，多次萌生退意。“这也是本次获了两个奖但并不能让我兴奋的原因。”

但他随后又进行补充，自己对器官捐献移植事业充满信心，相信我国的移植事业一定能为世界作出一个政治大国的贡献。

从医数十载，黄洁夫早将希波克拉底誓言（医师宣言）内化于心。他强调，如果不能让所有人公平平等享受服务，再高新的医疗技术也是没有意义的。

（原文标题：黄洁夫获颁顾氏和平奖：死囚可否捐器官是伪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