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治疗黑幕”当事医生陆巍首次正面回应各种指控，国家卫健委回应调查结果

今日（4月27日），国家卫健委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局长焦雅辉对“北医三院医生反映肿瘤治疗黑幕”一事进行了回应。

焦雅辉表示，国家卫健委对此高度重视，已与北医三院取得联系，并请医生提供更多详细信息，对其中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对其中明确提到的、具有明确指向的青海患者的情况，已组织国家癌症中心和国内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对病例的整个治疗过程进行评议。

评议结果认为，治疗的原则基本符合规范；对基因测序、基因检测、NK细胞治疗等是否存在不当利益交换的问题，已请上海市卫健委进行调查，暂未有调查结果。如发现有利益交换和利益输送的违法违规情况，绝不护短、不回避，将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

在“北医三院医生反映肿瘤治疗黑幕”事件中，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陆巍作为当事人瞬间被推上舆论的“暴风中心”，近日，陆巍接受医学界采访，就事件中相关被指控的问题进行了回应。

做了20多年医生后，上海某三甲医院普外科的陆巍来到了人生一个重要关口，来自同行对他医疗行为的严重指控，有可能断送他的职业生涯。

指控从2020年10月20日就发出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肿瘤内科医生张煜在社交网络平台怒斥陆巍对患者“肆无忌惮”，但当时并未引起太多关注。

半年后的2021年4月2日，张煜在谈及“不良医疗现象”时，旧事重提，再次点名陆巍，称在他蓄意诱骗治疗下，有的患者生存期明显缩短，家属还欠下10多万债务。

4月18日，张煜再次发文《写给我挚爱的国家和众多的肿瘤患者及家属——请与我一起呼吁，请求国家尽早设立医疗红线，遏制肿瘤治疗中的不良医疗行为》，这篇文章虽然很快被张煜因“无法承担压力和可能带来的后果”而自行删除，但这一次不仅媒体纷纷聚焦，国家卫健委也“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对有关情况和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

2020年10月到2021年4月这段时间，陆巍被外派到海南某医院支援。4月7日，在他开车回上海，一路不停接到医院的催促电话，让他尽快赶回上海说明情况。驱车30多个小时，困了就在服务区眯一会，疲劳驾驶让陆巍在经过一段隧道时，与一辆车发生了追尾，幸好没有伤及到人。

从4月8日晚回到上海至今，陆巍停止了临床医疗工作，终日处于巨大焦虑之中。4月21日，陆巍同意与“医学界”见面，就有关问题接受采访，这是他首次正面公开回应质疑。

根据陆巍的讲述，在青海这对胃癌患者姐弟去世后，姐姐（马秀兰）的儿子给他发了封感谢信，力挺他是一位好医生，但弟弟（马进仓）的女儿却对他做出了严重指控。这让整个事件陷入了罗生门。

以下内容根据与陆巍医生对话编辑整理而成，发布前经其本人确认。

医学界：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张煜在网络发文质疑你的治疗方案的？

陆巍：大概是（2021年）4月2号～3号的时候，有人转给我看，那时候我还在海南，我没太仔细看，觉得他是个“愤青”，因为没有了解事情真相才会有误解，所以也没太放心上。

等我回到上海，我才知道张煜文中说的是哪个患者，我就非常惊讶，因为我对这个患者很好，对他印象也很深，他是一位非常难治疗的患者，而且他姐弟俩几乎同时确诊胃癌，姐姐60来岁，弟弟50来岁，相对都很年轻，都是是AFP阳性的晚期胃癌，就诊时预计生存期不超过3个月。姐姐来的时候是胃癌合并肝脏多发转移，弟弟除了肝脏多发转移外还有左锁骨上巨大淋巴结肿大。

医学界：能讲一下这两位患者在你这里的治疗情况吗？

陆巍：去年5月份吧，是姐姐先来找我治疗的，因为她是从青海来的，距离那么远，我还问怎么会找到我的，她儿子说是从网上看到的，因为确实经常有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找我看病，所以我觉得也很正常，没再多问，后来得知是经深圳的医生推荐过来的。

姐姐胃癌已经肝转移了，腹腔里面淋巴结也比较多，肿瘤分期上已经是IV期了，她找我是想做手术的，但我给她检查之后，发现已经不适合做手术了，因为手术也无法达到根治的目的。后来她儿子跟我说了实话，来上海前已经去好几个地方看了，北京、深圳都去过，不仅做不了手术，有医生跟他说不用治了，也有医生推荐试试中医。中医也治疗了一段时间，后来又找到我这里，是因为临床症状很重，主要表现为腹痛，疼痛分级6-8级，痛得吃不下东西，睡不着觉。

我是外科医生，如果患者不做手术，我们一般就不收了，我就跟他讲去肿瘤科看看，但他说都已经看过了，都说治不好，希望我能收治，她儿子说，如果不再努力一把，他们是不甘心的，至少也是为了尽孝心，不想留有遗憾。

因为AFP阳性胃癌发病率不高，但恶性程度很高，一旦出现肝转移，患者生存期都很短，而姐姐来的时候AFP（甲胎蛋白，单位为ng/mL，是肝癌的生物标志物——编者注）指标是4000多，根据文献分析，虽然都是AFP阳性胃癌，但是AFP小于100的和AFP大于100的两者生存期有显着区别，单纯AFP高与AFP为主的肿瘤指标都高也有显着的生存差异。而这位患者不仅AFP高，而且其它肿瘤指标也全线异常。

当然我是尽量安慰患者的，我们尽量努力给你争取手术机会。但是我跟她儿子说，你要有个思想准备，我也没办法能够治好，也不能保证化疗有效，但我可以试试，如果有效了，能把肝脏病灶缩小，甚至淋巴结小了，也许能争取到手术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比较渺茫，最好的情况就是控制或延缓病情发展，有效的话症状也许能控制住，改善生活质量。因为难治，所以可能需要密切观察指标变化，随时调整方案。

我和她儿子的交流一直蛮好的，她儿子也说清楚母亲的状况，之所以还坚持治疗，因为他母亲症状太痛苦了，希望能让她好受一点。从我内心来说，我也确实想给她治疗，因为这是一个罕见胃癌病例，治疗难度很大，而且还是姐弟俩同时发病，目前没看到过这样的病例报道，很有研究价值。

医学界：你决定给她治疗的时候，对治疗效果有预期吗？

陆巍：我跟她儿子讲，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我要密切观察患者的指标和症状变化，当时她的各项指标都很高，AFP数值到4000多，我去研究文献时，看到很多都是AFP超过100-200，超过1000的也都是个例报道。

所以我跟她儿子讲，他母亲的这种情况，没有标准的治疗模板，我们按照胃癌大类来选择方案，最后在几个方案中选了氟尿嘧啶+奥沙利铂的联合化疗方案，选择这个方案，患者接受三天化疗，可以休息18天，耐受性会更好，这样休息的时间生活质量好一点。同时我也建议他最好去做个基因测序，我想通过测序结果判断一下，这个方案的治疗有效还是没效，如果有效，就按照这个方案进行下去，没有效果的话，也提前改用其它二线方案。

但基因测序需要时间，这个病不能等，所以我们一边化疗，一边等测序结果。第一个周期化疗打完，她自己感觉症状缓解了，测序结果也提示这个方案有效，而且毒副作用小。那么我就说，这个方案我们就用下去，患者症状减轻了，也很开心，因此对我有信心。

第二周期化疗下来，患者反映不痛了，能吃得下、睡得着了，我也一直鼓励她多吃一些，要加强营养。这时候她问我愿不愿意给她弟弟治疗，她说她弟弟比她轻一些。她弟弟来了之后，弟弟的女儿还想再让老家的一个胃癌患者朋友也来治疗，我看了病例后也是晚期的胃癌，因为我是外科医生，这样的晚期患者的治疗实在太耗费精力，我说我没有这么多能力了，能把你们两个人的生命延长就很满足了。

第三个化疗疗程结束，姐姐的症状虽然缓解，但肿瘤指标一直在上升，AFP指标从4000上升到了6000多，我向她儿子建议把PD-1用上去，因为根据基因检测结果，突变很多，PD-1的免疫治疗推测是有收益的。目前PD-1的治疗都是自费的，进口的PD-1有获批胃癌的适应证，但是价格很贵，一次2-3万，也有国产的可以选择。后来他儿子考虑后选择联合用国产的PD-1，一次5000左右。

联合PD-1治疗后，效果很明显，肿瘤指标从最高的7000多开始断崖式下降，6个周期的化疗联合PD1免疫治疗后AFP最低降到了100多，其它肿瘤指标也都在正常范围了。但那时候已经到了10月份，我要被派去外地支援。

医学界：弟弟来了后，他的治疗方案是怎么选择的？

陆巍：她弟弟来了后，考虑到同时发病，基本类型也一样，所以就用的是跟姐姐一样的治疗方案，唯一的区别是，因为姐姐的治疗效果挺好的，所以弟弟来了后，直接就加上了PD-1免疫治疗。

但是弟弟的情况实际上比姐姐更重，虽然一上来就用了PD-1，但是治疗了两个月，中间我一直在观察，发现肿瘤指标是在上升的。症状方面，前两个周期的化疗后，他症状明显好转，自述说不痛了，但是第三个周期打完，他在住处休息时，我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又痛了。尽管症状再次加重，但是锁骨上淋巴结消退很明显，从外观膨隆到外观两侧对称。所以还是觉得肿瘤的异质性比较明显。

那时候大概是9月中旬，在分析病情的时候，我和弟弟的外甥讲（马秀兰的儿子在医院照护姐弟俩），我们还是做个CT或磁共振评估下，评估后可以开展一个MDT（多学科诊疗）讨论，各个专业的医生一起想办法。后来MDT讨论完，大家一致认为，虽然肝脏病灶大小没有显着变化，但是肿瘤可能还在进展，或者发生耐药，因为的确很多AFP阳性胃癌是原发耐药的，此时他的AFP已经高达1万以上。

姐弟俩虽然几乎同时发病，而且是家族性胃癌，治疗方案也一样，但效果却截然不同，说明姐弟俩是异质性胃癌，是不一样的。

医学界：既然姐弟俩治疗方案是一样的，那张煜医生质疑的治疗方案是怎么回事？

陆巍：由于弟弟又开始腹痛、吃不下东西，经过讨论，我的建议是或者继续原方案化疗，毕竟才三个化疗周期，而且有淋巴结明显缩小的表现。或者换二线治疗方案。

二线方案中，可以用紫杉醇、伊立替康或者是表阿霉素方案，但基因检测结果显示，患者对紫杉醇耐药，伊立替康副作用大，虽然如此也是可以考虑的。第三种选择就是放弃强烈的化疗，回家营养支持。第四种比较特别，考虑到他目前的肿瘤负荷太高了，我们就根据文献研究结果再推荐一个比较强的细胞毒性化疗方案，因为较强的细胞毒治疗对自身免疫力杀伤也比较厉害，所以这时候联合PD-1等免疫支持治疗没有意义，应该放弃PD-1治疗。后来推荐的方案就是那张近期被广泛讨论的药物方案。

考虑到我已经要去海南了，我也跟他讲，如果你想用这个方案，可以跟后面接手的医生沟通，但后面接手医生不一定愿意使用这个方案，因为这毕竟不是标准治疗方案，也不是他定的，让他去执行也不太合适，所以我说这也是个比较困难的事儿。

我也推荐他再去看看肿瘤内科，或者去肿瘤医院看看。我也跟他解释，不是我不想继续治了，我也非常想给你治好，但这不是我能决定的。后面患者可能参考了别的医生建议，就没有对这个方案的实施来联系我，而我10月份去了海南，也就没再继续给他治疗了。

因为我毕竟还是关心他的情况的，我到了海南又问他，后面那个方案用了没，他说去住院了，药也用了，我问他感觉怎样，他说感觉蛮好，又不痛了。我想既然有效果了，那他应该就继续用下去了，但后来我了解到，他应该是用了一部分我那个方案，就是培美曲塞的方案，但是安罗替尼他可能没吃，因为后来他女儿就去咨询别的医生了嘛，肿瘤内科等专家不建议这个方案。

医学界：张煜质疑你的另一个主要的点是NK细胞生物免疫疗法，也有媒体发文称，从弟弟的女儿那里得知，这个疗法是你推销他们去做的？还有报道称你是关联公司股东？

陆巍：我绝对没有向他们主动推销过这种疗法，但他们确实来问过我这个疗法，我跟他们解释过原理。

这个事情说起来比较复杂了。先说股东的事儿，一开始医院领导问我公司股东的事儿，我根本没有印象，但是说起来徐以兵（提供NK免疫疗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我是认识的，和我是校友，后来他成立个公司做CTC研究，找我科研合作，那时候我正在做博士后研究，对科研方面的需求也很迫切，我也觉得CTC是一个比较前沿的检测技术，但技术要求很高，我们学校和医院当时都没有这项技术。

做了一下技术上的初步探索以后，我申请到研究立项，但是有一个医生朋友给我推荐了另外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技术更优秀一些，而且他们表示只收取材料及部分人工费，CTC检测的价格比较低，这样我们也可以对更多病例开展研究。所以我确实和徐以兵的公司有过一段时间的CTC研究合作，还有一段时间是我对两家公司进行了一些比较实验的，通过对比观察，分析哪种技术更好。

因为网上爆出了这个事件，一开始我也很懵，对这个股东的事情完全没有印象。后来我查了一下记录，确实在2014年我个人给徐以兵先后两次各转了1万元，根据回忆是当时讨论的是共同开展科研合作，并没有入股的印象。至于我如何成为股东，一年后又退出，我已经没有印象了。如果是股东，我退出后，理论上应该把钱还给我。但是我对此没有印象，也可能实际上，我的确有一些技术上有难点的实验，请他们安排，所以这个费用当做实验支出了。

因为这个情况是比较久远了，我还需要再核查确认一下怎么回事。但是入股的公司应该和后面他们联系治疗的公司不是同一家。

医学界：那他们是怎么知道这家公司的NK疗法的？

陆巍：以前徐以兵推荐一个律师朋友找我给他患胃癌的父亲治疗，手术之后效果不错，所以后来律师又让他弟弟来找我治疗，他弟弟40岁出头，胰腺癌，患病已经9年，印象中他是胰腺手术后2-3年就复发了，后面反反复复的治疗，来我这里之前已经接受过多次手术，多次肿瘤化疗，放疗。这次来找我的时候已经全身超级广泛转移，主要问题是呼吸困难，氧饱和度在氧流量5L的时候只有80%左右。几乎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了，状况非常差，几乎是临终关怀的程度。

我们外科本来不收这样的患者，但毕竟是熟人，而且当时赶上了疫情，回去也找不到医院收治，又刚好疫情期间床位不是很紧张，就先收进来了，后来尝试着进行了一些治疗后，效果竟然意外的好，呼吸改善了，后来就顺利出院了。

后面还收他进来继续化疗，此后他的化疗效果非常好，肿瘤标志物CA199迅速下降，6个周期后，全部肿瘤标物指标都正常了。因为这个病例很不一般，我想好好总结一下，后面这个阶段我就详细的问了他前后的整体治疗经过，他有讲过之前接受过NK治疗，就是在徐以兵那做的，我问他怎么做的，感觉怎么样，和化疗药是不是同时用的等等。

而这个胰腺癌患者化疗期间，和青海的胃癌姐弟患者有过同病房经历，他们聊天中得知了NK疗法，就过来问我，说那个胰腺癌患者的治疗效果挺好，这么恶性的疾病，还活了9年。问我知道不知道这个疗法。我就跟姐姐的儿子讲了原理，主要是让患者自身的免疫功能更好一些，和PD-1联用可能效果会更好。但这不是标准疗法，目前还只处于试验阶段，没有客观评价有效，你要想清楚，你们也不要光问我，也可以去网上查一下专业机构答案。

后来他们来告诉我打算去用了，我也没有阻止，我当时觉得这是患者的个人选，他们想追求更好的疗效。我也觉得如果能有效果，那也是好事。

医学界：但有报道中提供一段你和患者女儿的通话录音，这段录音你怎么解释？

陆巍：关于电话录音是这样的，这姐弟俩在这里治疗时，弟弟的家属并不在这里照顾他，一直是姐姐的大儿子在这里照顾。他们决定要用这个疗法，弟弟的女儿就打电话来咨询我。

因为之前他们知道那个胰腺癌患者是免费用的，想通过我去说一下，能不能给他们也免费。我就找那胰腺癌患者的哥哥，说青海这两个患者经济条件也不好，如果他们确实很愿意用，能不能去说一下也给他们免费，他们的病很难治，我也很想给他们治好。后来因为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所以我又亲自打了电话，问他们这个治疗的情况，并按照家属的要求尽量免费或者价格低一些，他们也和我讲述了收费原因等等。我把情况反馈给姐姐的儿子后，他们还是决定要试一下。我当时说过，我是尽量帮你们，但这个与我无关，你们自己想清楚。

弟弟的子女不在身边，所以，后来他女儿打电话给我询问治疗原理等等，我就讲述了原理，我印象中，她再次和我提价格之类要求，我表示在这个方面，我之前已经为他们去争取过了，已经尽了力了，但实在做不到免费。后来他们决定用了，我有提过如果想要去用，我建议是在PD-1用药之后。

医学界：你什么时候收到患者家属的感谢信的？

陆巍：感谢信是4月12号收到的。

今年3月份，患者儿子给我发信息，说母亲（马秀兰）去世了，过世的时候很痛苦，但因为我的治疗，还是非常感谢我。我也跟他讲，这个病的确很重，也很痛苦，对他母亲来说也是一种解脱吧，对你们也是解脱，希望他们不要太难过。

他还跟我讲，去年10月就想给我送锦旗，但因为我不在上海了，就没有送。没想到后来会出现这种情况，但他们毕竟是亲人，也不想站出来跟表妹对立，所以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表明一下态度。感谢信里面特别说明，关于我的一些网络传言都不真实，将来如有需要，还会推荐朋友来我所在的医院就诊。

医学界：这件事如果能顺利过去，会对你以后做医生有什么影响吗？

陆巍：我觉得影响肯定是巨大的。医学是个充满风险的领域，完全按照指南治疗，对保护医生和患者都是有好处的，我们不能为了追求不一定会出现的生存获益或生活质量的改善去冒巨大风险，这一点对因为信息不对称存在医患纠纷隐患来讲，医生的选择不能单纯从感情出发。

治疗方案选择上应该不要越雷池，毕竟治疗效果是当前这个时代的医学水平所决定的，而不是个人能够左右，我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有点个人英雄主义，如果后续有类似晚期病例，我不会再接收了。

另外，医患信任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个社会问题或者是个哲学问题，有待于双方共同努力，营造和谐的环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