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Bench to Bedside ——IDEA奖学金赴美之旅带给我的感悟

笔者（右）接受2011年IDEA奖颁奖


笔者导师吴一龙教授（中）带领的团队在广东省人民医院研究成果壁报前的合影

　　IDEA 奖概述

　　IDEA 全称是“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Award（国际发展与教育奖学金）”，是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下属的攻克癌症基金会（Conquer 　　Cancer Foundation）提供给年轻肿瘤医师的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学习并展示自己的平台。2011年，全球共颁发了21项IDEA奖学金。在导师吴一龙教授的大力支持与鼓励下，我以自己的研究课题为基础，有幸获得了这项代表临床肿瘤界至高荣誉的奖学金。

　　IDEA 获奖者除了得到3 年免费ASCO 会员资格外，还将赴美学习。而在美国的行程主要由两个阶段组成：首先将受邀参加全世界肿瘤学界一年一度的最重要、最权威的学术盛宴——ASCO年会，期间将与世界上肿瘤各研究领域最顶尖的专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在第一阶段结束后，根据个人的专业方向与研究兴趣，获奖者将赴北美各大癌症中心，在两位导师的一对一指导下继续学习一段时间。

　　云集近3万人的ASCO年会实在是气势磅礴，各种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我就不多赘述了。重点我想谈一谈在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学习的经历。

　　我的研究

　　我获奖论文的题目为《Expression of Adam28 as a prognostic biomarker of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early- stage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这项研究探讨了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一个新的生物标志物，为肺癌的分子分型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Adam家族在乳腺癌领域的研究也是一大热点，各期临床试验开展得如火如荼。基于此，我非常幸运地match（获奖者与癌症中心的配对）到科罗拉多大学的安舒茨（Anschutz）癌症中心，师从于国际乳腺癌临床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Elias教授。

　　走进安舒茨

　　科罗拉多大学位于高原城市丹佛，医学院位于一个叫Aurora 的美丽小镇，那是一个像天堂一样美丽的地方，但这里更为世人所熟知的，则是享誉世界的安舒茨癌症中心。在这里，30多项开展中的Ⅰ期（phase Ⅰ）临床试验，向世界骄傲地展示着自己的实力……

坐落在美丽小镇Aurora的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一角

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一所研究中心外观图

　　Phase Ⅰ临床试验

　　Phase Ⅰ临床试验是科研成果走入临床应用的起点，这个阶段的试验对入组患者的选择性不强，不需很大的样本量，一般由单中心完成，听起来简单易行。而且，对比国内，著名的CTONG 0803、IPASS、OPTIMAL等Ⅱ、Ⅲ期临床研究在国际学界已具备了相当的影响力，但为什么我们至今没有一项真正拿得出手的phase Ⅰ结果得到报道呢？

　　研究基础

　　带着这个问题，我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了他们的转化性研究领域，即安舒茨癌症中心如何把实验室的成果转化为使患者获益的临床应用成果。我发现，phase Ⅰ临床试验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同时这个阶段的临床试验也往往最具创新性，因为已经上市的药物，若非出现新的适应证，往往是用不着再做Ⅰ期临床试验了。而只有被科学家们认为具有突破性创新意义的新药，才会被筛选出来进入phase Ⅰ。不过，问题也随之来了——想把你手中的化合物推向应用，你得先证明该药的价值。

　　让我们看看科罗拉多大学是怎么做的吧。首先，所谓“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为一个研究型大学，高水平的认证实验室是必不可少的，必须能保证试验技术团队可以快速准确地执行研究者的意图。其次，安舒茨癌症中心同样拥有规模庞大的实验平台。以HER2 FISH检测平台为例，这里的技术团队拥有最严格的NCI认证，他们同时承担着全美各大FISH实验室的质量监控任务，因此课题负责人只需要告诉技术团队他想做什么检测就够了。其实那边的硬件不见得比国内大医院好，甚至很多设备比我们落后多年，但是，得益于科学的实验室管理机制和工作人员严谨的治学精神，安舒茨癌症中心完备的实验平台构成了可靠的转化性研究的基础，这一点也是国内研究团队亟待提高之处。

　　研究方向

　　有了研究的基础，下一个是“ 研究方向”的问题。据报道，跨国医药公司阿斯利康的研发部门每天大概合成2000个以上的新化合物，世界大大小小的制药企业每天开发出的有抗肿瘤功效的化合物更是不计其数。如何从浩如烟海的数据信息中去伪存真呢？这时就需要借助生物信息学方法从海量的文献中选择有价值的资料。而这里的生物分析师也不仅仅是坐在电脑前的统计学家或软件工程师，他们会定期与来自实验中心的基础研究人员和临床科室的医生进行讨论，大家各自从自己的专业角度来提出问题，以便取长补短。

　　首先，临床医生会大概划定一个范围，提出最近本专科的一些热点问题。生物信息学家会根据这些问题，利用相应的工具，根据已有的文献进行检索，对数据进行挖掘、分析，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药物。最后，实验室的技术专家综合临床和信息分析两方面的要求，制定具体的功能验证策略并论证试验的可行性。在这里，每个项目小组基本都要包括上述三个学科的专家。这种人员配置的优势显而易见。

　　给我们的启示

　　在国内，临床医生手里有很多临床资源，每次我和国外的教授们谈及我们每年的患者数量、手术例数、组织标本例数等资源，无一例外都会得到羡慕与赞叹的惊呼。然而，繁重的临床任务使国内医生们必须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临床上。设想一个人每天做七八个小时的手术，他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来深入地思考一些较为基础的问题呢？同时，随着国内对基础研究领域投入的逐年递增，我们很多实验室的硬件配置早已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但这些学者们更愿意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有可能他们在某个研究领域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但这种研究是否能转化为临床上的应用，可能就不是这些科学家们考虑的重点了。还有，在当前的海量信息时代，搜集所有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是未来设计课题的基础，目前国内还非常缺乏有生物学背景的信息学家。

　　总的来说，国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基本上是脱节的，基础研究领域的教授可以发出像《自然》（Nature）级别的大作，临床医生也能发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或《柳叶刀》（Lancet）级别的文章，但整体来看两者是脱节的，所以国内应用性创新就很少。

　　而在安舒茨，如果某个医生发现某种基因的状态与临床相关，他通常会请组内的技术人员建立细胞、动物等各个平台的模型，用实验结果来验证他的假说，同时生物信息学分析也必不可少。如果结果符合预期，那么一项针对该药物的phase Ⅰ试验就开始可以迅速入组患者了。而且，这边每2周都会集合临床医生、基础研发人员针对临床试验进行多学科综合讨论，也使临床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可以得到各方面的分析与解决。

　　医生的配置

　　最后，我想谈谈那里的医生配置。我在美国学习期间的两位导师基本上每周只需要留出一天时间来处理临床事务，外科医生可能会多排一天手术，而其余时间一般都在实验室里度过。在美国的研究型医院里，从临床医生的角度看，临床实践和基础研究并没有严格的区别，这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转化性研究的发展。试想，一个带着临床问题的医生进了实验室，他设计课题的时候必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解决日常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同时，只有给医生提供了适宜的工作环境，他才能真正踏实地坐下来思考。因此，国外的医师助理制度非常健全，基本上医生要做的，就是给患者进行体格检查、评估病情、制定治疗方案及进行手术。而“繁文缛节”都有专门的助理来完成，这样无疑提高了研究效率。回来后我非常欣喜地发现，我们医院在医疗助理任用制度上又一次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个人小感

　　在美国的那些日子里，虽然我每天不知疲倦地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感觉就像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充分享受着充实的喜悦与学习的乐趣，但我还是越来越迫不及待地想回来，想马上就把学习到的先进理念和个人体会与同道们分享。IDEA 奖学金希望传达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即是“分享与传播”，它不只是针对个人，更重要的是培训者回国后要与国内同行分享学习经历，让更多的人获得学习机会。我希望我的这些经历能使大家对多学科协作的转化性研究有更深一步的认识，也希望自己能用学到的知识，为国内医院开展早期临床试验贡献绵薄之力。

笔者与安舒茨中心FISH 平台著名专家进行交流

笔者在自己的poster 前与Elias教授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