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中的媒体终于失去话语霸权了

2009年写给《南方传媒研究》的文章中，我还在审慎地要求自己不要轻易使用“民粹”这个词。但此后数年持续发生的杀医事件，让今天的我觉得这种审慎有点多余。

那个时候，我还在乐观地期待，通过同行评议，新闻界有望建立一种职业伦理的价值共同体。何况，这样的同行评议还是发生这被批评者的同一集团旗下刊物，说明，业界有相当强烈的业务自省精神和容忍同行评议的胸襟。

但之后事态的发展，说明我的判断大概是过于天真的。

被批评的记者的业务不仅没有受到怀疑，还大大地重用，一篇又一篇错谬百出的医疗报道持续出街，还成为报社专栏评论家，专门发表关于医疗方面的评论文章。也就是说，除了继续写报道，还得到“专家”待遇，成为医疗报道领域权威，发表调查报道的同时，还写医疗时评。此外，记者还获得集团“年度记者”的奖励（这是集团一个相当有份量的奖，比小单位内部的优秀员工奖要重得多，是整个集团的评选，而不是一家报纸内部的）。

到了这个程度，那一篇篇错谬百出还引发官司的医疗报道的出台（诸如震惊社会的“缝肛门”报道），似乎已不能归咎记者一个人了。这已经不是一个人的迷失，而是传统媒体行业在业务面前的自我溃败。

那个时候，有些医生尽管满腹委屈，但惧怕“无所不能”的媒体，几位与事件毫无厉害关系的妇产科主任医生，竟然连提供正确的医疗知识，也请求我不要具名，他们说，怕了媒体，一旦被媒体记者知道名字，有缠不完的麻烦，真可谓是“防火防盗防记者”。

那个时候，尽管法院判决朝阳医院无责任，仍然出于维稳考虑，判决医院赔偿李丽云家属十万元。

那个时候，媒体就是无数患者和患者家属（包括医闹）的“包青天”，只要媒体出动，医院就是那墙，患者就是鸡蛋，墙总是要为鸡蛋的破碎买单的。

官方的“维稳焦虑症”，加上媒体中的柴氏记者们的推波助澜，医患关系处于一种极为畸形的形态，民粹的发酵，最终是以暴力杀戮爆发的。多起杀医事件，以及医生流失，医学院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考生青睐，医生，成为了又累又危险的行当。

民粹的危害，似乎总是在出了很多人命以后，才引起真正的警惕。从多起患者杀戮医生的事件之后，医生群体不再沉默了，他们发起了舆论上的“自卫战”。医生们开始拿起自己的自媒体麦克风，开始发言了。尤其是有了微博这样便利而传播有力的公共舆论工具，医生们开始意识到，与其防记者，不如积极争夺话语权。

何况，医生们还有专业优势，一篇篇医学知识普及长文出现在他们的自办论坛中，出现在长微博中，每逢医疗纠纷发生，就有第三方的非涉事医生出来分析病情和治疗方案有无失当，比如不久前湖南湘潭那桩“羊水栓塞”（amnioticfluidembolism）的案例，医生们的医学常识普及，让民众及部分媒体终于意识到——生孩子是会死人的，而且还有极其难防和危险的高危急症。

舆论没有再现柴会群笔下的李丽云事件中的愚昧。那个时候，李丽云丈夫竟然认为“我们是来看感冒的，不是来生孩子的”，而柴会群竟然试图论证李丽云的丈夫比医生脑子更清醒，只有急于给孕妇剖腹的医院才是“谋杀”。

可以说，医生们的奋起反抗，是被舆论的民粹激起的，是被媒体的歪曲报道激怒的。如果说今天的医生们把愤怒的矛头指向了错误报道最多的柴会群有些炮轰个人的火药味的话，这种舆情的大逆转背后，是媒体行业的业务失范所致的。

尽管有王志安这样去做推翻柴会群报道的校正报道，尽管早在2009年我也已经批评过柴会群医疗报道的谬误及其可能的长久危害和危险。但是，就舆论的规律而言，耸人听闻的传播力远远大于温和而又枯燥的校正报道。显而易见，写出惊天耸人听闻的柴会群才会是新闻业嗜血性格的“宠儿”，才会成为“风云记者”、“年度记者”。

事到如今，我不再像2009年那样期待同行评议能够改进媒体的业务了，我倒是开始认为，一个新的“媒体－－受众”格局形成了。

在这个新格局中，媒体无论业务上有无长进，都不复往日威风了，不再享有一呼百应的舆论优势，不再得到公众那般无条件的信任了。也就是说，媒体的地位式微了，专家意见、网民意见不再被机构媒体所垄断，他们拥有了自己的麦克风和用脚投票的权利。

就这个角度而言，再多的柴会群也没那么可怕了。

因为，无论是医生的防御能力、反抗能力，还是公众的辨识力，都比过去大大提升了，医患关系中，医生－－媒体－－患者－－观众，这几方的力量对比已然发生了变化，其中，媒体是最多余的一方了。患者，有自媒体，医生，也有自媒体，他们完全可能抛开媒体进行直接的交锋，再交由“观众”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