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做研究真不把基础和条件当回事

观察周边，不难发现，常人做研究，纠结于基础和条件有余，而揪住问题和目标不足。例如，很多研究生常常以基础不好为由拒绝做有一定挑战性的选题；一些“青椒”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后，最急迫的事情是复制读博期间的科研条件，不能如愿的情况下要么坐等时光流逝、要么到处抱怨像个祥林嫂。当然，这可能与科研大环境和导向有一定关系，在我们国家，基础和条件往往很容易成为科研人员争取资源的死穴。例如，想拿基金，那基础和条件就必须要杠杠的。

做研究，基础和条件究竟有多重要？考证科学大师的实践，不难发现，大师们的眼里好像只有问题和目标，没有基础和条件，或者根本不把基础和条件当回事。这与我们常人的思维正好相反。进一步考证还可发现，基础和条件对科学研究固然有制约，但能被制约的科学研究本身不是好研究，被制约实属天意，而能被制约的科学家就像会被尿憋死的大活人，丝毫不值得同情。

举个典型例子，爱因斯坦在他的奇迹年之前有什么基础和条件？他纠结过基础和条件吗？他老人家有个著名论断：提出（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基础和条件更多的属于解决问题层面的因素，所以即使重要，也不是最重要，甚至不足挂齿。

分享一位科学大师发明“平均人”（Average Man）的洋故事。这位大师叫凯特勒（Adolphe Quetelet，1796－1874），百度百科介绍他是比利时统计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国际统计会议之父、近代统计学之父、数理统计学派创始人，其主要著作有：《论人类》、《概率论书简》、《社会制度》和《社会物理学》等。

从凯特勒的封号和著作看，他的特点是跨界，他的成就是因为跨界。他为什么跨界？他为什么能够跨界？跨界可是最讲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呀！

凯特勒很聪明，23岁便获根特大学有史以来颁发的第一个数学博士学位。像今天任何一个有品位和追求的年轻博士一样，他渴望得到认可，最好将来名垂青史。他崇拜牛顿，惊叹牛顿发现统治宇宙运行规律的方式，即从物质和时间的混乱中提取有序原理。他想成为牛顿那样的人物，而要取得牛顿那样的成就，他认为搞数学希望不大，最好的机会是在天文学领域。所以，他虽然获数学博士学位，但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决定改做天文学研究。

如何才能在天文学领域做出牛顿级成果？观察苹果落地发现万有引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拥有一个天文台是必要条件，这也是当时一个国家科学地位的最重要标志。可以说，凯特勒需要一个天文台，就像今天的一个纳米科学家需要一台电镜。

一个年纪轻轻的数学博士想建一个天文台，这即使不算天方夜谭，在今天看来至少也不大可能得到支持。不可思议的是，1823年，凯特勒想方设法试图说服当时统治比利时的荷兰政府在布鲁塞尔建一个天文台，不仅如愿以偿了，还被任命为天文台台长！

凯特勒开启了人生第一次跨界研究。显然，建天文台对他来说是新生事物，他只好从零开始，边学边上。他遍访欧洲各天文台并学习最新的天文观测方法。1830年，当他结束欧洲之旅，正沉浸在即将大显身手的喜悦之中时，得到坏消息：比利时陷入了革命，布鲁塞尔天文台被叛军占领。

像众多科学家一样，凯特勒从不关心政治或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只潜心自己的研究。他坚持与任何社会骚乱保持距离，认为这样的骚乱与他崇高的科研工作毫不相干。但是，当爆发的革命影响了他的天文台时，他感觉人类社会的行为突然变得非常个人化。他突然发现自己渴望一个稳定的政府，可以通过合理的法律和政策，防止影响自己职业生涯的社会混乱。然而，他感觉现代社会似乎完全不可预测，人类行为好像不遵循任何明显的规则，就像在牛顿之前宇宙是如此的难以捉摸。

凯特勒不知道革命将持续多久，革命结束了新政府还会否支持建天文台，即使支持建天文台还是否允许他继续担任台长。他正在深思这场革命可能结束他的职业抱负时，突然有了灵感：有可能建立一种管理社会的科学吗？他一直在研究如何识别天堂中隐藏的模式，能不能用同样的科学来发现隐藏在社会行为的混乱中的模式呢？

或许是凯特勒感觉天文台彻底无望了，他决定再次跨界，回归到不依赖高大上仪器设备的研究，当然，不是回归到老本行数学，而是用天文学的方法来研究人。他为自己设定了新目标：成为社会学领域的牛顿。在凯特勒心中，不管做什么研究，都要成为牛顿那样的人物。凯特勒的决定最终导致了一场社会学领域的革命，尤其是他的“平均人”概念，解释了众多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问题。

凯特勒可以说是在一个恰当的历史时刻决定跨界研究社会行为，当时欧洲正掀起历史上第一次“大数据”浪潮，各国在19世纪初开始制作和出版大量有关其公民的数据，如每月的出生和死亡数、犯罪数及每个城市的发病人数。这是现代数据采集的开始，但没有人知道如何有效解释这种数字的大杂烩。当时大多数科学家认为人类的数据太凌乱、没法分析，直到凯特勒决定将天文学方法运用于这样的数字。

凯特勒首先分析了一组发表在爱丁堡医学杂志上的数据——5738名苏格兰士兵的胸围尺寸。他把每个测量值加起来，然后除以士兵总数，结果刚好超过39¾英寸。这个数字是科学家第一次计算出人类某个特征的平均值，也由此带来现在看来相当简单的问题：这种平均的确切意义是什么？是正常人胸围大小的一个粗略指数？是一个随机选择的人的胸围尺寸的一种估计？或者在数字背后有某种更深层次的含义？

天文学家认为，对一个天体的每次测量（如一个科学家对土星速度的测量）总是包含了一些误差，但通过使用平均测量，可以减少一组测量（如许多不同科学家测量的土星速度，或某个科学家多次测量的土星速度）的总误差，得到真实值。

凯特勒将同样的思维用于对人类平均的解释：每个士兵的胸围尺寸代表一个自然发生的“误差”实例，而平均胸围代表“真实”士兵的胸围。所谓“真实”士兵是指一个完美形态的士兵，没有任何物理瑕疵或损毁，正如自然界希望一个士兵成为的那样。这是关于人类平均的第一次科学解释。毫不奇怪，它是从天文观测中孕育出的概念。

凯特勒认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遵循同样的推理，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类的某种宇宙模板的一个有缺陷的复制品。他把这种模板称为“平均人”。尽管今天被描述为“平均”的人暗指不怎么样或有不足，但在凯特勒看来，“平均人”是完美本身，是自然界期望的一种理想人，没有误差，而一切不同于“平均人”比例和条件的东西，将构成畸形和疾病。例如体检指标偏离“平均人”，提示可能有病。他认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是他们所处时代和地方最接近“平均人”的人，一个社会所有的人偏离“平均人”的程度越小，那么这个社会的矛盾便越缓和。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奇葩”越少越稳定。

凯特勒的思想影响了众多领域，受到广泛赞誉。南丁格尔在护理中采用了他的思想，宣称“平均人”体现了“上帝的旨意”。马克思借他的思想发展共产主义理论，宣布“平均人”证明了历史决定论的存在。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受他的启发，创立了气体力学的经典理论。麻醉学家、流行病学家斯诺（John Snow）用他的思想在伦敦抗击霍乱，标志着公共卫生领域的开端。实验心理学之父冯特（Wilhelm Wundt）读了他的文章后宣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统计平均中学到的心理学比从所有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除外）那儿能够学到的多得多。

可以想象，凯特勒如果纠结于基础和条件，他可能要么一辈子死守数学领域，要么至死都在为天文台劳心费力；凯特勒如果没有为自己树立要成为牛顿级人物的目标并致力于研究能成就这种目标的问题，他不大可能两次跨界，从而不可能做出“平均人”那样的“奇葩”成果，成为多个领域的大师级人物。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奇特之处在于他们眼里只有世界级的问题和目标——这才是科学研究最稀缺、最难的东西，至于基础和条件，对于一个想成为世界级科学家的人来说，全世界的基础都是他的基础，全世界的条件都是他的条件。

科研基础和条件：

[1]新领域大多由拿小钱或不拿钱的人开创

[2]究竟是给钱才出活还是出活才给钱

[3]做研究，为什么研究生反而不如本科生？

[4]研究生基础扎实不如作风扎实

[5]不要说自己基础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