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S 2015：翁建平谈中国近20年糖尿病领域研究带给我们的启示

从1985年兰州会议开始，中国糖尿病学术界已经开始着手应对糖尿病患者的快速增长甚至大流行的问题。中国社会面临严重的医疗资源和经济负担的挑战：人均GDP 5000美元是非传染性疾病加速流行的拐点，也是提供基本医疗保障的拐点。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在现实生活中可以预防；也必须进行预防，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从结构上看，中国糖尿病领域一直存在重治疗，轻预防；重治疗，轻管理；重2型，轻1型；重医疗，轻护理；重药物处方，轻健康指导和行为改变；重药物干预，轻血糖检测；重用药方案的确定，轻依从性监督；重医生医院，轻患者、家属及其同伴。

从体制上看，中国医疗体制仍处于三十年前的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短缺阶段。总体投资不足，而糖尿病相关需求快速增长，有效供给不足导致“看病难”。行政管制失灵，市场机制混乱导致事实上的行政和市场价格双轨制，导致“看病贵”。

从认知上看，更关注疾病本身，忽视患者的人性需求；医患双方更多关注短期强化收益，生物标记物和中间替代终点的改变，而忽视长期随访和日常管理机制的建立；等等。

基于当前现状，糖尿病管理和医保覆盖、医保资源投入、药价、医院管理、医疗资源投入、医院建设、科室管理等都应应势而动。

结合国际糖尿病联盟（IDF）理念，糖尿病管理应该根据医疗资源的丰裕程度分为不同层次的初级保健，包括基本保健、标准保健、高级保健。公共卫生的一级预防、糖尿病学科的二级预防、糖尿病下游学科的三级预防如何衔接，如何影响社会和国家公共卫生和医疗政策。其中，生活方式应作为药物治疗的基础，绝不能轻视和忽视；现阶段几乎不需要新药，首先需要做的是把既有的药物用好；对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在更加全面、多维度地认识和学习西方技术与经验基础上，要深入中国临床实践的实际需求，进行“二次创新”。与其一味追新，不如踏踏实实确认中国患者的痛点和难点，找到切实的解决方案；甚至是权宜方案以满足不同保健水平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