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HIV研究遭遇非洲之困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市，活动分子示威抗议乌干达的反同性恋法律

4月12日，一个周六的早晨，10名警察突击搜查了Maaygo—— 一家位于肯尼亚西部基苏木市住宅区的研究男性健康和HIV（艾滋病病毒）/AIDS（艾滋病）的组织。员工眼睁睁地看着警察没收了传单甚至在避孕套使用方法示范中使用的阴茎模型。警察逮捕了该组织的负责人和财务主管以及一名成员，理由是“非法从事有关性取向方面的职业”。

当地同性恋权利保护组织负责人Daniel Onyango赶到警局解释，传播有关性取向方面的信息并不构成犯罪。之后，被扣押的几个人在当日晚些时候被释放。Maaygo将继续存在——尽管搬至了基苏木市一个更不显眼的地方。

乌干达的一个HIV治疗和研究项目就没有这么幸运了。4月3日，首都坎帕拉市马凯雷雷大学不得不无限期暂停了一个名为Walter Reed的项目，原因是一名成员被捕，并被指控招募同性恋者并开展“不道德的研究”。

在非洲，类似这样的事情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反对同性恋的抗议呼声也越来越多。许多国家，包括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都已经出台了严格的反对同性恋的法律。2月，乌干达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通过了更严厉的新措施——对有同性性行为者判处终身监禁，并规定对积极支持同性恋权利者处以7年监禁。

对同性恋的反感和厌恶阻碍了这些国家控制HIV的努力。联合国HIV/AIDS综合规划（UNAIDS）已经将男男性行为者（MSM）视为HIV感染的关键风险人群。但由于文化偏见，非洲同性恋者经常无法接触到如何保护自己免受HIV感染的信息，而感染者通常拒绝治疗。对同性恋的恐惧和刑事定罪也阻碍了关于MSM和HIV传播的研究。

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家兼医生Stefan Baral说：“由于这些法律的存在，很多研究被停止或放缓。”他在过去十年间在数个非洲国家开展并领导MSM研究，直接看到了问题的所在。

研究者和临床医生表示，他们看到了一些希望。在肯尼亚，一个诊所已设法利用教育手段抑制反同性恋情绪，提供了一个可能在别的地区也适用的典范。但这种相对稳定性容易随着当地社区或者国家领导的改变而被破坏。

被禁止的研究

乌干达一名同性恋医生Paul Semugoma表示，对同性恋的恐惧情绪在乌干达尤为严重。两年前，Semugoma离开乌干达，现流亡异乡，在南非生活。

Semugoma说：“乌干达的恐同现象很严重，我们甚至遭到迫害。”他说，原本今年启动的一项旨在划定具有感染HIV风险人群的研究被迫停止，原因就是担心研究人员和参与者的安全。“当涉及到MSM时，目前的现状就是没有任何关于这个高风险人群的最新信息。”

类似的问题也困扰着埃塞俄比亚的研究，该国同性恋伴侣将受到长达15年监禁的惩罚，且埃塞俄比亚公共卫生研究所禁止科学家开展针对MSM和HIV的研究。

一个支持同性恋和变性人权利的埃塞俄比亚人表示，2011年，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与埃塞俄比亚公共卫生协会联合发起的一个项目试图通过严格的筛选过程，因为它使用的术语是“最高危人群”而非MSM同性恋者。此人目前流亡异乡，在美国生活，出于对家人和朋友安全的担忧，他要求不透露自己的姓名。他说，一旦政府发现该项目的目标人群是MSM和相关群体，这一研究将立刻被叫停。

这个问题并不局限于同性恋被定罪的国家。国际人口服务组织（一家位于华盛顿市的全球健康组织）HIV和结核病研究顾问Lung Vu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很多国家，我们不能进行和MSM相关的研究。政府官员和宗教领袖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不利局面

这种情况非常不利，因为科学家需要了解和MSM有关的数据信息，进而对抗非洲的HIV。HIV在非洲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病。在一份去年的分析中，Vu和同事发现，在3个尼日利亚大城市中，MSM中HIV的发生率比一般人群高4~10倍。塞内加尔和其他国家的数据也显示同样的问题。

纽约市美国艾滋病研究基金会（amfAR）项目主管Kent Klindera说，因为在非洲关于MSM的信息极少，研究人员现在才开始了解该群体和其他性少数人群在多大程度上“刺激”HIV在非洲大陆蔓延。Klindera致力于推动针对MSM及变性人的HIV研究和预防。

2013年，amfAR出台的一项报告指出，资金问题也限制了该领域的研究。自2001年以来，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基金把15亿美元分配给6个非洲国家（博茨瓦纳、马拉维、纳米比亚、斯威士兰、赞比亚、津巴布韦），只有0.07%的资金用于有关MSM和变性人的研究。其中4国没有开展专门针对MSM的项目。

除了这些问题，非洲研究人员也指出了几个亮点。例如，姆特瓦帕——肯尼亚蒙巴萨岛市以北的一个滨海小镇，希望通过社区参与活动和教育让居民了解这些研究如何从整体上造福全社会，进而平息当地不稳定的局势。

姆特瓦帕的问题集中在肯尼亚医学研究所（KEMRI）运营的一家HIV诊所上。该研究所依靠这一设施开展高危人群研究。2010年2月12日，数百名暴徒在两大宗教领袖（一个是基督教主教，另一个是穆斯林教长）的煽动下占领了诊所。

这场暴乱的起因是错误的信息。英国牛津大学流行病学家Eduard Sanders说：“有谣言称，当地两名男同性恋者已经结婚。”自2005年起，Sanders开始研究姆特瓦帕的MSM，并目睹了这场暴乱。“但当暴徒未能找到任何和婚礼相关的线索时，他们突然袭击了诊所——众所周知，该诊所主要从事和MSM相关的研究。”

以木棍、石子和其他武器为武装，暴徒围住了诊所，要求同性恋男子出来。警察逮捕了被指控是同性恋的男子——可能是想使其免于落入暴徒手中，之后就释放了他们。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表示，一名KEMRI志愿者遭到严重殴打。

态度转变

Sanders表示，现在，诊所的处境安全多了，这多亏了一场告知当地居民控制HIV重要性的运动。作为该运动的一部分，KEMRI聘请了社区联络官员Evanson Gichuru。Gichuru负责会见当地领导人和袭击的组织者。大部分的反感情绪可归结为对同性恋者的错误认识，例如他们把男孩打扮成娼妓这种观点。Gichuru组织的会面结合媒体宣传活动使得人们的态度发生转变。该诊所没有遭到进一步袭击。

Gichuru表示，转变态度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告诉当地人肯尼亚的健康依赖于理解和治疗MSM中的HIV。肯尼亚很多与男性发生性行为的男子与女性也有性行为，所以这个群体的高HIV发病率使全社会处于风险中。

但Sanders 和Gichuru都不想夸大姆特瓦帕的成功。Gichuru 说：“我不想过分自信。在肯尼亚，承认自己是同性恋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污点。”

Semugoma说，这一用于提高人们认识的手段不可能在乌干达奏效。“在乌干达，对同性恋的恐惧不仅来源于当地人，更来自于整个国家。”

研究人员还指出，马拉维是一个取得积极进展的例子。几年前，人类发展中心（CEDEP）—— 一个支持包括MSM在内的少数人群的人权组织，在其医务人员被捕后不得不缩小活动范围。但2012年，由于CEDEP的支持，马拉维总统Joyce Banda废除了该国给同性恋定罪的法律。逮捕活动也随即停止，CEDEP目前在马拉维有5名工作人员。

上个月，发生在肯尼亚Maaygo办公室的突袭令很多内科医生和研究人员担忧，但这也提供了一个契机。在随后地方政府和警察组织的会议上，各个组织的成员讨论了如何加强针对MSM的HIV研究以对抗基苏木市HIV感染率居高不下的事实。参与了首场会议的Onyango说：“目前一切顺利。我们还没有遭到进一步袭击。Maaygo仍继续开展相关活动，虽然速度放慢了很多。”

原始出处：

Linda Nordling. Homophobia and HIV research: Under siege. Nature, 14 May 2014; doi:10.1038/50927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