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震：住院医生的夜班人生

“轰”的一声，睡梦中的我重重地摔在地板上。我想，完了，完了，大地震，这可是十几层的病房大楼啊。在地板上躺了两分钟之后，我终于明白过来：并没有地震，而是值班室的床塌了。我的脑海中，立刻跳出一群胖胖的实习护士有说有笑地并排坐在值班室床沿上的情景。她们中午抢我们实习医生的值班室休息，这床是被她们压坏的…

这是上个世纪的事情，我的夜班生涯就是从实习阶段就开始的。

不同的年资，对夜班的认识和感情也不一样。刚刚正式工作的时候，抢着上夜班，希望能多锻炼一下。那时，我特别希望能多做一些急诊外伤的清创手术，于是就在心里祈祷能多来一些外伤的病人。但随后马上意识到这样的“祈祷”是有违伦理的：医生怎么能盼望人家多生病呢？于是，我换了一种“心安理得”的祈祷方式：希望上海市的外伤病人都来我们医院。

后来我慢慢发现，对于年轻的住院医生来说，夜班，不仅仅是技术的锻炼，更是一种社会经验的历练。夜班，融入了人生，更是记忆中挥之不去的一部分。很多以前夜班的场景片段，总会在脑海里闪烁。

“嘭”的一声，瘦弱的胸外科值班医生被打飞了。当他正附身准备为面前的外伤病人——一位壮若泰森的的罪犯——做体检时，猝不及防地挨了病人一拳。结伴前来会诊的我，惊呆了。我看着旁边的几个警察，以为他们会做点什么。但是，我错了。就在看着警察愣神的功夫，“嘭”的一声，病人的拳头落在我的脸上。我胖一些，没有象胸外科医生那样飞起来。我的眼镜飞了…

从那以后，我就知道，危急时刻，能指望的，唯有自己的机敏。这就是夜班的阅历。

再后来，夜班多了，阅历多了，就会知道敬畏。

“快来…”呼叫器里护士凄厉的叫喊，让我头发都竖起来了。夜里，一位晚期肿瘤病人因为家庭矛盾，趁陪同的家属不注意，跳楼了。这可是十几楼啊。我冲下楼，本想抢救一番，映入眼帘的却是满地破碎的人体组织，就好像，就好像天空中正在漫天绽放的烟花。那一天，是大年初一。而那一整年，我都很倒霉。

当然，那个护士那一年也不顺。夜班，不是一个人的“炼狱”。

我已经忘了在夜班中度过了几个八月十五。但是，有一次的八月十五，终生难忘。那个夜班，有位病人家属送来一块月饼。我拿着这块月饼到护士台，分了一半给值班护士。就是这样，夜班，是一种分享、一种互助。夜班中，每每在急诊回来的路上“侦查到”巡回护士长的身影，都会快速地窜回病房给护士通风报信；夜班中，每每有醉酒的患者向我威胁挑衅，也总有护士姐妹勇敢冲上前来帮忙周旋应对。

夜班里，我们总有“难兄难弟”、“难姐难妹”。夜班的战斗，可能会让我们面如菜色、会让我们疲惫不堪、甚至会让我们暴躁易怒。当年做住院医生的时候，我总觉得，只要片刻的休息，我们立刻又会满血复活、精力充沛。

可是，邵逸夫麻醉科的女住院医生，没能再次满血复活。看着她最后一个夜班发出的微信照片，我难过得要流下眼泪。

医生的人生，不能摆脱夜班。但是，请让我们摆脱过劳吧。

（作者：杨震，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务处副处长，外科医生，微博名@快乐是一棵树，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医史微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