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位院士的创新故事：敢想、敢做、大有可为
2018-06-22 王方怡 健康界
“医生的价值就是为病人解除病痛，但是一名普通医生在这方面的作用往往非常有限。”素以“院士首富”被大众津津乐道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以岭曾说，“我做过计算，如果一名普通医生每天看20个病人，一生就算工作50年，最多也只可以看36万个病人。而通心络胶囊现在每年可以治疗500万名病人。让更多的人得到帮助，是我的终极目标。”毫无疑问，医学创新既关系全民健康，又关涉国家安全命脉，不仅是必争之地，更是必强之林
“医生的价值就是为病人解除病痛，但是一名普通医生在这方面的作用往往非常有限。”
素以“院士首富”被大众津津乐道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以岭曾说，“我做过计算，如果一名普通医生每天看20个病人，一生就算工作50年，最多也只可以看36万个病人。而通心络胶囊现在每年可以治疗500万名病人。让更多的人得到帮助，是我的终极目标。”
毫无疑问，医学创新既关系全民健康，又关涉国家安全命脉，不仅是必争之地，更是必强之林。
在2018医学院士高峰论坛暨沈阳军区总医院建院70周年学术活动上，13位院士聚集一堂，共论我国医学创新的环境、使命和探索。其中，多位院士的创新故事颇具启发意义。
精准外科与通络医学
众所周知，当前大量医疗资源的运用并没有实现较强的针对性治疗，中国工程院院士胡盛寿表示，“政府花了很多钱，但效果低下。”由此，随着医疗费用的不断上涨，医疗资源却存在不少浪费。
精准医疗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此前，医学发展曾经历经验医学、循证医学两个阶段。中国工程院院士郝希山说道，循证医学对于治疗非传染性疾病已经十分吃力，许多药物只有30%~60%的有效性。这亦是精准医学时代颇受瞩目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以外科为例。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家鸿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融入，医学外科实践正向着确定性的精准范式不断转变。
在董家鸿看来，外科的核心价值观是实现安全、微创、高效三目标。其中，追求最佳的治疗效果是外科医生的初心，但必须要以安全为前提，可安全并非治疗目的，过分强调安全又会造成对风险过度焦虑而因噎废食，放弃可能的最佳路径。
但经验外科很难做到以上三者之间的统筹兼顾。只有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外科深度融合，寻求安全、微创、高效三个外科目标要素的精确平衡才成为可能。
基于以上导向，董家鸿团队于2006年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精准肝切除”概念，系全球最早把精准理念用于临床实践的探索行动。
在操作上，“精准”的实现不仅取决于手术操作的精准性，还依赖于外科诊疗全过程的精准性。在国家各类课题的资助下，董家鸿团队对精准肝胆外科进行了系统研究，凝练出技术特征，形成了技术体系，提出全新的精准肝胆外科范式。
这一范式的关键支撑技术是可视化、可量化和可控化三大系统。
例如，通过多模态影像技术，医生团队可对不同肝脏进行测量，为外科决策提供精准依据。进而，在对肝脏储备功能及肝脏体积量化评估的基础上，董家鸿团又提出了必需功能性肝脏体积的概念，并可以此为准绳，确定不同肝脏条件下“安全与否”的判断标准。
“从此以后，肝切除不再是盲目行为。”基于以上所说的人体安全肝切除域值，董家鸿团队还制定出定量化肝切除的决策系统，并成为全国专家共识，在全国推广应用，为个体化安全肝切除术提供了精准标尺。
按此标尺，与日本、欧洲等国现有的肝切除决策系统相比，目前600多例临床实践应用已成功拓展6.5%的安全肝切除病例。
“精准外科的创立只经历了短短十余年，未来还需不断完善。”董家鸿说，精准外科永远在路上。
作为整合医学的推崇者，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认为，整合医学和精准医学从来不相矛盾。“整合是为了更精准的治疗和诊断。”
吴以岭同样力推整合医学理念。
他认为，中医的整体系统思维和还原分析技术恰恰符合整体医学理念。
自上世纪末开始，吴以岭便有意识地尝试弄清中医药理论在现行的临床发展模式下是否依然可行。通过自身20多年的摸索经历，吴以岭认为，中医药理论不仅可行，而且必须得到尊重。“可惜，现在我们的教育、科研立项、新药审批，基本上都不符合中医药的学科规律。”
但吴以岭不服。
从不断研习前人流传下来的络病理论，到1982年推出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独特处方“通心络”，到1992年吴以岭借钱成立“石家庄开发区医药研究所”，到1999年以岭医药集团正式组建，再到2011年以岭药业宣布上市。吴以岭走出了一条“理论-临床-新药-产业”的一体化模式。
但他认为不够，还需加上“教育”环节。于是，吴以岭携手国内众多专家，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将络病理论系统搭建完毕，并将其编撰成高校教材，影响着新生代的莘莘学子。
借《易经》所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吴以岭认为，整体思维必须回归，而医生最终的研究成果必须要转化、推广、应用。“当研究成果真正造福老百姓时，才能称之为事业。”
胶囊内镜与双层人工皮
自2003年产生制作一颗“卫星胶囊”胃镜想法后，李兆申团队开始昼夜不休地研究，并于2005年开发出一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小肠胶囊内镜系统，该系统目前已在70多个国家的3600多家医院应用，甚至被写入临床指南。
但李兆申并不满足。第一代胶囊内镜虽然显像好、病人无痛苦，但无法主动控制，容易遗漏胃内病灶。为升级产品，李兆申团队自2009年开始与企业合作，重点解决胶囊能按遥控在人体内“翻跟头”且不影响成像清晰度的技术问题。
但该项产品的研发，意义不止于此。
首先，消化道肿瘤病例约占国内所有肿瘤病例的50%，其中有85%左右属于晚期病例。究其原因，李兆申认为系中国消化道肿瘤的早期诊断率过低导致。而胶囊内镜的成功研制，将大大助力消化道肿瘤早期筛查的推广应用。“再加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只要能把机器联网，在哪个地方做胃镜检查不重要，重要的是患者把数据传到云上。”
其次，李兆申表示，中国每年约有67万病人接受PCI治疗，并因此需在术后进行双抗治疗。但无论是阿司匹林还是氯吡格雷，都会引起病人消化道损伤，进而可能影响心脏治疗，甚至不少病人会因并发症而再次入院。那么，这些病人的消化道损伤究竟到了什么程度？不同的伤害对病人有哪些影响？以此问题入手，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兆申及其团队还在尝试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胶囊内镜对于PCI患者全过程、无痛苦的研究体系。
再次，胶囊内镜甚至还能帮助肥胖病人减肥。李兆申举例说，肥胖病人吃饭之前可以服用一颗胶囊，而后通过手机遥控将气囊打开填满尾部，肥胖病人即可不再进食。
“要敢想，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更多的奇思妙想包括胶囊消除患者便秘、胶囊冲击结石、胶囊配合活检……
“做不是难题，只要肯投入。”李兆申的理想是“卫星胶囊”像孙悟空一样可以72变，解决更多问题，“我相信这一天终会到来”。
中国工程院院士夏照帆分享了国内首个双层人工真皮的转化医学研究。
长期以来，针对大范围皮肤和软组织的创伤缺失，通常会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治疗方法，即从病人身上取出完好皮肤以修补损伤部位，也称为自体皮移植。这其中存在的问题就是大面积烧伤病人缺乏皮源，因此，人工的皮肤替代物一直是创伤领域的研究课题之一。
从这一临床问题入手，响应政府号召产学研结合的呼吁，深圳兰度生物材料有限公司（产）和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学）联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六家医院（研），前后历经8年，从产品研发、临床观察到注册审批，终于在2017年7月向市场推出其创新成果——国内第一个双层人工皮产品。其中，夏照帆介绍道，在临床试验环节，六家医院总共完成142例病人观察，只有13例发生人工皮脱落现象，其他均表现良好。
“大家可以用麻将精神来做科研工作。”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福生调侃说，“随叫随到、从不拖拖拉拉，不在乎工作环境、专心致志，不抱怨、经常反省自己，永不言败、推倒再来。”
幽门螺旋杆菌与青蒿素
有成功，便会有失败。
在医学创新道路上，不仅要向成功案例学习经验，还需从失败案例总结教训。
樊代明表示，最早发现幽门螺旋杆菌的是我国的赤脚医生。当年樊代明身在农村，遇到一名村民的胃溃疡犯了，村里赤脚医生的药箱里只有庆大霉素，结果竟然用庆大霉素将村民的胃溃疡一下治好。
因此，樊代明开始思考胃溃疡与细菌之间的关系。但在那时，胃溃疡被普遍认为是由于胃酸过多导致，樊代明的想法被老师认为是“胡说八道”。
后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一位教授用利特灵治疗溃疡效果很好，樊代明立即跑去看他的研究。但是，这位教授的思路出现偏差，他认为利特灵可治胃溃疡的原理是由于利特灵使大脑产生抗酸机能，落脚点依然在“胃酸过多引发胃溃疡”上，因此研究再次失败。
直到5年之后，31岁的巴里·马歇尔发现胃溃疡患者的幽门处有螺杆细菌，却同样被消化科医生认为是“胡思乱想”。为了证明自己的发现，他服下病人的螺杆细菌“以身试菌”，一个多月以后口臭严重，并因此证实幽门螺旋杆菌与胃溃疡的关系，还确认了其治疗方法。2005年，他与病理学家沃伦教授因此发现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樊代明表示，虽然我国学者在幽门螺旋杆菌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上尝试已早，却因思路错误导致研究失败。“当一条路走不通时，如不尽快改变方向，我们将终止在原点。”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英泽认为，创新需要观察和借鉴。
以青蒿素的发现为例。与幽门螺旋杆菌一样，青蒿素最先也是由我国农民发现。一开始，农民发现青蒿地里没有蚊子，于是便把青蒿割下晾干、生火驱蚊。但是，农民发现干燥的青蒿在点着以后，仍有少许蚊子，便推测是因为蚊子害怕生长着的青蒿，不怕干燥的青蒿，因此农民不再把青蒿晾干生火，而是把新鲜的青蒿放在罐内用锤子凿，也就是不再高温提取，变成低温提取。
东晋时期，有位叫葛洪的医生，每天在胳膊肘后夹一个笔记本，到处寻找新鲜、好玩、有用的民间方子，并编成《肘后急备方》，其中便记载了青蒿鲜榨的方法。而屠呦呦正是基于葛洪的记载，通过低温提取青蒿素这一发现，获得诺贝尔奖。“这就是观察、借鉴、思考再创新。”张英泽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在论坛上说道，1883年，时任美国物理学会会长亨利·罗莱在《为纯科学呼吁》一文中这样说：中国人自以为豪的四大发明之一是火药，但他们发明了火药以后，就噼哩啪啦地放鞭炮，并没有探讨炸药爆炸背后的机制。反而是西方的一些国家开始研究火药爆炸原理。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诺贝尔的父亲。后来，他的儿子诺贝尔便成为了爆炸大王。
“对于我们引以为豪的火药，西方人却在研究怎么让它产生更大的威力，怎么能够改变它的化学方程式。”葛均波说，我们中国人有很多原始的想法，但并没有把它变成一个现实行动，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创新驱动和学科发展。
沈阳与院士工作站
毫无疑问，医学院士是中国医学创新的脊梁和灯塔。
正如健康界传媒总裁赵红所说，中国医学创新转化的推进，需要院士的引领和栽培、率先垂范和大力推动。
而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沈阳市市长姜有为表示，随着创新驱动战略的深入实施，高端人才的关键作用日益凸显。
作为我国东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沈阳不仅历史文化悠久，发展基础雄厚，还在国家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的推动下，处在前所未有的重要发展阶段。
近年来，沈阳在转型创新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包括全市医疗科研、人才培养、基础建设等投入不断增加，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服务能力和诊疗水平显着提高；医疗教育临床体系不断完善，全市共有医药类大学8家，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41个，省级临床重点专科12个；医疗健康科研实力雄厚，拥有包括沈阳药科大学重大新药创制平台在内的18个国家级创新平台和67个省级创新平台；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势头良好，2017年沈阳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综合产值达到300亿元，增速也较快。“医药产业也是我们重点培育的12个千亿产业链之一。”姜有为说道。
发展空间更广，意味着沈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技创新和人才创新。
其中一个重要举措，是2017年10月20日，沈阳市引进中国工程院院士韩雅玲和胡盛寿，为其在沈阳军区总医院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希望以此更大程度促进沈阳军区总医院的学科发展，进一步推进沈阳军区总医院的创新热情和创新能力。
2018年，沈阳军区总医院走入建院第70个年头。
就在建院70周年之际，沈阳军区总医院“院士专家工作站”又引进郝希山、吴以岭、付小兵、夏照帆、李兆申5位中国工程院院士。
实际上，沈阳正是全国院士专家工作站的发源地。从2003年开始建站，目前沈阳院士专家工作站已发展至95家，签约院士专家共312人。沈阳对院士专家工作站创建工作高度重视，未来还将在政策、资金上给予重点支持。而沈阳军区总医院在此人才战略部署下必将更加受益。
“优化创新环境，激发创新活力，整合创新资源，培养创新人才，让智慧推动强军，让科技振兴辽沈。”沈阳军区总医院院长侯明晓在论坛致辞中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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