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医生 = 人格分裂症患者？
2014-10-27 田 肝胆相照微信
古今中外，评价一个好医生的标准，无外于这样的描述—— “医术精湛，医技高超，医德高尚”。以现代医学思维来审视，“医术精湛”大抵是指能够运用最新最前沿的循证医学观点提供患者最佳治疗方案，而“医技高超”应该是指通过医者自身具备的医学技能可以为患者实施高水准的治疗操作。只不过，在机器替代手工、电脑取代人脑的现代化进程中，“医技高超”应体现的医者技能要求在迅速被弱化，显得越来越不重要。例如，随着各种先
古今中外，评价一个好医生的标准，无外于这样的描述—— “医术精湛，医技高超，医德高尚”。以现代医学思维来审视，“医术精湛”大抵是指能够运用最新最前沿的循证医学观点提供患者最佳治疗方案，而“医技高超”应该是指通过医者自身具备的医学技能可以为患者实施高水准的治疗操作。只不过，在机器替代手工、电脑取代人脑的现代化进程中，“医技高超”应体现的医者技能要求在迅速被弱化，显得越来越不重要。例如，随着各种先进药物和精密器械的应用，原本复杂、需要医者多年经验积累的手术变得简单易控甚至更加安全。然而，要实现这种更低风险和更优疗效，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存在，那就是为了达到这种医学进步所必需的不断上涨的治疗费用该如何解决——这是一把“双刃剑”！
在美国访学期间，一直感慨于美国外科医生在治疗中几乎很少考虑治疗费用的事情，只要是有利于患者治疗任何方面的先进器械、耗材以及哪怕再昂贵的药物，统统拿来都会用上，目的是让患者在手术中少受一下凉、少出一滴血，尽可能避免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无疑，从“生命至上”的理念认为，这是完全值得且必要的。
然而孰不知，整个治疗费用却较先前翻了几十倍，使得同样一个在中国只需要4~5万人民币的肝癌切除手术（国内所在医院的平均住院费用），放在美国却要15~20万美金（100~125万人民币）。试问这样的“天价”费用，换在中国，又有几个老百姓能够自己承担得了呢？这岂不会让一大部分原本能够承担手术费用的患者丧失了彻底治愈的手术机会吗？那么这时候，难道还要固执地认为，在术后生存时间毫无明显差别的情况下，那减少的几十毫升的术中出血、缩短的几天术后住院时间、以及降低的几个百分点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真的有那么至关重要，真的就被认为是医学上取得的重要进步吗？！
谈到好医生应具备的第三要素“医德高尚”，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墓志铭给了我们最客观、最人性化的阐述——“有时去治愈，经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在美国，从来没有听闻过一个医生为患者治疗产生的费用是否廉价，这会是衡量这个医生医德是否高尚的标准之一。然而，在中国，无论是媒体的普遍报道还是大众的广泛认识，似乎“医德高尚”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是这个医生有没有考虑到病人的治疗费用，有没有为患者节省治疗开销。换句话说，中国好医生就是要做到能不用的就不用，能少用的就少用，要用就用最便宜的，无论是药物还是器械、耗材，这成为了衡量“中国好医生”的标准之一。
为了成为大众普遍意识中的好医生，绝大多数的中国医生一定是内心痛苦甚至挣扎的——因为他们在诊疗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患者的治疗风险和最终疗效，而且还要为患者以及所在医院考虑费用的客观问题。
他们往往需要面对这样激烈的内心冲突：一方面，负责救治的患者不管有没有社会医保，绝大多数都需要自己支付部分甚至全部的治疗费用，更不用说那些所谓的最先进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几乎都需要全额自费，因此又要为其节约成本，同时又要把握治疗风险和疗效，如何取得平衡太不易了；而另一方面，自己所在的医院需要自负盈亏，医院需要讲究效益和长远发展，即便是非赢利医疗机构性质，如果不从患者身上赚取收入，又怎么可以平衡各方面的开支，包括维持医院日常运转、引进最新器械设备、增加先进治疗手段、提高服务质量水平呢？这简直就是个悖论！
所谓“仁者之心”，应该是指同情、怜悯、仁爱之心。其实，这在普通大众身上也是不缺乏的。当下之中国，每每出现弱势群体受到伤害的事件一旦被报道，大批网友便会一致发起抗议声讨，一些爱心人士甚至会捐款捐物以帮助弱者——“仁心”实乃人之常情，医者同是芸芸众生，自然也不匮乏。在现今，中国患者喜欢去大医院看病是客观现实，而他们之间的贫富差距同样客观存在。因此，经常可以在一些大医院里看到那些不远千里、负债筹钱前来住院手术的穷苦百姓。遇到这样的患者，每一个立志做好医生的中国医生必然会有诸如此类的考虑：“这台胃肠吻合手术本来用进口吻合器和闭合器，还是换我手工缝合吧，能不用就不用算了，可以给他省一点是一点。虽然累一点、难度大一点，但这样能省下1、2万块钱哪，这可是这个患者全家一年的收入哪！”然而，手工缝合确实要比用器械吻合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的概率要高一些，例如肠漏和出血，这是毋庸置疑、客观存在的（而这也是之所以运用那些昂贵器械的好处）。中国好医生自以为给患者节省了一大笔医疗费用，自己做了一件善事，良心和道德上得到升华和荣耀，甚至还有那么一小点的自鸣得意。可是他哪里知道，患者本人和家属又不会知道这个主刀医生技术了得，同时又为自己省了一大笔钱，绝对可以算是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好医生！
无奈的是，这种做了好事不留名的情况也只是在术后患者完全平稳、顺利出院的情况下的好的结局。倘若手术后不幸发生肠漏或出血时（当然有时即便用了那些先进器械也无法完全避免），反而因此住院费用花得更多的时候，就完全不是这个结局了。
那便会是这样的：一群不明真相的病人家属和无赖医闹、无良媒体此刻闪现、粉墨登场，病人家属会吆喝道：“这个医生哪里是什么好医生啊，简直是个医疗技术烂到家的混子医生”，“你明明知道用进口吻合器会减少并发症发生，我又不差钱，你凭什么不给我用最好最先进的器械，你是不是成心让我们出并发症的啊”。
与此同时，伤天害理的医闹们趁机鼓动家属对医院进行打砸抢，而无良媒体为博眼球争头条，为此大肆渲染并添油加醋，无理评论甚至指责主刀医生的水平差，除了“不懂科学”，又让这个无比可怜的患者花了比其他人更多出一倍的治疗费用，简直就是“医德丧尽”。
这就是当今中国医生的莫大悲哀！中国的好医生其实是如履薄冰，玩着非常危险的竞技游戏，因为他（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出于“仁心”做了好事反而致使身败名裂，成为了医德和医技都成问题的“白眼狼”！因此而言，做一个中国好医生，他需要成为一个重度的人格分裂症患者，在和内心的那个“自我”反复对话、不断讨价还价、甚至严重对抗乃至决裂后，方可拥有强大内力，最终修炼得道！
如今的中国在经济发展至上的指挥大棒下不断发生着改变，道德底线不断被突破。这样的生存环境下，凭什么要求中国医生做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白衣天使（似乎只有那个飞在天上的鸟人可以不吃不喝、不休不眠）？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好医生认识到“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道理，自己严重的人格分裂症状也必须接受治疗，否则终将自残（此刻，不禁联想到了去年上海复旦大学肿瘤医院那个年轻有为却最终被逼跳楼的泌尿外科教授，他曾经是我的教员，他的故事似乎就是这样）。
那么，唯一自救的治疗方法就是，让自己变得多么的铁石心肠，让自己变得那么的表里不一，让自己世故地学会明哲保身，此时的他们才会意识到自己远非圣贤，自己还是个需要吃喝拉撒的俗人，远没有自己原先理想中的那么伟大高尚。好吧，当他们的下级医生问起他们用不用进口吻合器时，他们会显得“义正言辞”地教导道：“对病人好，凭什么不用？！”
然而，此时此刻的中国好医生，内心会泛起一些波澜，是挣扎，是无奈，是自嘲，还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做的究竟意在何为？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他们真的很在乎名声和荣誉；他们真心希望自己医生的头衔前面能够再多一个“好”字；他们更想把从医作为一种理想的追求需要而非职业的谋生手段；他们渴望被理解、被尊重、甚至当下的他们同样渴望被同情，但是他们又可以找谁去倾诉呢？至此，内心呐喊之后，久久得不到回应，接下来便只有麻木，还有彷徨……
此时脑海里突然浮出一个幻想：假如有一天，当我们的中国医生在治病救人时不需要做情感道德和理性判断的选择题的时候，当我们的中国医生积极考虑为了避免一千个用药时可能出现的一个严重并发症而毫不犹豫地选择一个贵上好几十倍的药物的时候，当我们的中国医生对患者的片刻冷暖丝毫焦虑都开始斤斤计较的时候，那便是中国医疗改革取得成功、达到和谐医疗社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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