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行业5大谎言，你听过几个？

如果您经常阅读关于制药行业有政治导向的评论文章，那么您肯定会熟悉甚至会认同关于这一行业的“五大谎言”的说法。在日常生活中，它们可能会妨碍辩论、掩盖真正的问题，并歪曲有关卫生保健的政策建议。这些谎言最近再次在整个公共领域挥之不去，因而是时候该有针对性地戳穿它们了。

谎言1：为证明药品高价的合理性，制药企业夸大了新药研发成本

事实上：本行业的研发支出一直令人震惊——鉴于这都是有公开记录的事情，因此不可能也没必要予以夸大。

在美国，仅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Manufacturers of America，简称“PhRMA”）的会员企业2014年的研发支出就超出 510亿美元。这一总金额来自我们向股东提交的年度财务报告中包含的完全相同的审计后财务报表。

就我们公司而言，去年的研发支出为47亿美元。 实际上，目前制药行业在美国所有企业的总研发开支中占比21%——在充当整个世界生物医学进展的引擎的同时，还创造并维持着几十万个就业岗位。这一投资水平符合当前新药上市所需的投资要求。

谎言2：当前大多数新药并非制药行业研发，而是来自政府和大学实验室

事实上：尽管政府和学术研究结果确实为生物医学的进步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但是也要看到，将有关疾病的洞察和大有希望的线索转变为经过核准的患者治疗方案是一个复杂且昂贵的过程，几乎全部发生于私营行业。

近期发布的一份学术分析报告有助于识别两者间的主要不同：

围绕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1988-2005年核准的所有药品的专利申请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近一半的新药均在专利申请中引用了公共部门专利或政府出版物，这证明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常常可以为新药发明和研发做出间接贡献，但是足足有91%经核准的药品本身是在私营部门内获得专利的，这证明药品主要是由私营企业发明和研发的。

谎言3：处方药是医疗费用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

事实上：处方药支出一直是医疗支出的一个稳定环节，常常有助于降低整体费用，而不是增加。

在美国医疗开支的每一美元中，仅有约10美分用于零售处方药，这一份额与1960年的情况相同。

尽管同期用于治疗许多疾病的药物的总使用量出现大幅增加，且美国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了9年多，但处方药所占的支出份额却仍与55年前相同。通过这一比较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这些药物正在为医疗体制创造价值，并未造成不可持续的成本增加。

《健康事务》(Health Affairs)期刊上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是这一情况的其中一个示例。研究人员选取了遵遗嘱服用处方药和不遵遗嘱的四类主要疾病的患者，将他们的总医疗支出进行了比较。结果当然是“遵遗嘱”患者支付的处方药费用略高，但总医疗费用方面的节省却超出因更大的利润率而导致的额外药品费用。

美国90%的处方都开具的是通用药物（顺便说一下，这也应归功于创新者部门），这一情况也与药品费用的总体稳定性有很大关系。对于老年人及其相应的医疗保险计划而言，通用药物的影响一直值得格外肯定。

看一下联邦医疗保险处方药计划(Medicare Part D)受益人使用的、按数量划分的前十大处方药类别就可以发现，这些疗法的日均费用已从2006年的1.50 美元下降至2013年的不到1美元，而且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

谎言4：无论药企收取的药品价格如何公共和私营医疗付款人都必须接受并支付

事实上：自由市场实际上仅在处方药领域有效，私营和公共付款人同样拥有强有力的杠杆，可以控制药品费用。

例如，美国的健康保险公司，包括负责联邦政府医疗保险(Medicare)计划的那些保险公司，均可以通过制定已核准治疗的“处方一览表”、规定处方药事先报批以及对开具通用药物处方的医生进行奖励的方式，控制品牌药物的费用。

采购药物的许多医院和药品福利管理(PBM)企业拥有重大市场份额，因而在药品价格上也具有重大影响力。就像几乎所有其他行业一样，我们的价目表（这些价格有时可能导致表示不满的新闻头条）很少能够反映大型购买者享受的价格。

谎言5：其他国家采用政府控制药品定价，因此医疗费用更低

事实上是：对于美国和采用社会化医药的其他体制之间的医疗支出差额，药品费用仅占很小的一部分。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2年的分析数据表明，虽然美国人均医疗支出几乎是加拿大和德国等国家的两倍，但药品在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总医疗支出差额中仅占6%，在美国和德国之间的总医疗支出差额中仅占9%。换而言之，如果我们今后将药价提高至与这些国家相同的水平，我们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对新药创新的经济激励，但却无法从根本上降低医疗费用。

看起来似乎将老龄化社会中大量医疗费用挑战归咎于某个行业比较容易，但制造谎言也同样会适得其反，且非常危险。它纵容了毁灭创新的想法，例如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直接处方药价格（无异于价格控制）“谈判”、强迫辩论以及缩短生物制药知识产权独占期等。

它还阻止我们解决那些真正危害医疗消费者利益的问题，例如保险业务结构不当，导致患者自身须为药品支付相当高的费用，超出医生诊断或住院的费用。

改善医疗体制、持续推动医疗进步以及让患者的生活更美好是我们的共同目标，因此所有人都应该正视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