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史钩沉：京城四大名医——仁心仁术孔伯华

孔伯华自幼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饱读诗书，遍览经史。

他母亲身体很不好，许多医生都束手无策。孝顺的他决定自己去钻研医学，为母亲解除病痛。

为此，他甚至放弃了优越的生活，跑去一家药店里给人做小工，每天不停的抓药，捣药，煎药，送药。为的是能够对药有更深刻的理解。

「很可惜，他的母亲没能等到他成为大医的那一天。」

在他23岁时，他的母亲终因病重不治，离开了人世。母亲辞世前，嘱咐他：要虚怀若谷，不断精进自己的医术，救世医人，扶危济困，才不辱没孔家的门楣。失母之痛让孔伯华颇为内疚，深感自己未尽孝责，也更加坚定了他听从母亲教诲、继续行医的决心。

世界上疾病无数，有所治有所不治，虽然生死有命，但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尽量为人们解除病痛。

他忘我地投入学习，医术不断精进，同时开始悬壶济世。由于医术高明，为人正直温和，诊治病人亲切认真，颇有儒家风范，他很快就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医生。

而且孔伯华乐善好施，每当有穷苦人家前来求诊，他总是在给病人开的药方上做上一个特殊的标记，当病人拿着药方去药店抓药时，药店一看到那个标记，就坚持不收病人的钱了。因为孔伯华已经将那个药方里所有药的钱归在了自己的名下。

这种善举，孔伯华坚持了一生。

以至于后来他即便成为名满天下的神医，却仍是清贫，家徒四壁，几乎没有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任何财物。

周总理也为之深深感动。在孔伯华病逝的当天下午，周总理亲自前往吊唁，慰问孔老的家属。他说：“我十分了解孔老先生的为人，他一生不爱钱，自然也不会有钱留下来，但你们这一大家子还要生活嘛。”接着，周总理对孔伯华一家人今后的生活做了妥善安排后才放心地离开孔家。

2 赴京任医官，控疫留良方

1910年，北平外城官医院（北京宣武中医医院前身）向孔伯华发出了邀请。外城官医院始建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是清政府最早仿效西方的医院体制建立起来的官立医院，医院中汇集了大批名医，有不少医生都是直接从太医院转调来的。

孔伯华接到邀请后，担心自己行医不久，医术不及各位前辈高明，惟恐不能胜任，但又考虑到这是个良机。

作为孔子后裔，他并未忘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他仍然希望有机会能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社会和民众多做一点事情。

时值清末民初，国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那么多受苦的百姓，凭他个人的能力，能救得了多少？到外城官医院就职医官，既可以救治更多的病人，还有机会与众多的名医共事，提高自己的医学造诣。于是，孔伯华便来到北京，就职外城官医院医官。

在官医院里，孔伯华虚心地向身边的前辈学习，同时又在接诊全国各地的病人中不断地扩展着个人的视野，医术突飞猛进。

时逢兵荒马乱，再遇天灾，极易引发瘟疫。同时各地医疗资源极其缺乏，疫情常常无法得到控制。

1917年，华北爆发了霍乱，时人描述“沿村各家各户，递相传染，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昨日把酒言欢，今日人鬼异域」户户哀鸣，家家悲泣。

孔伯华等医官主动请缨，要求赶往疫情最严重的廊坊等地控疫。

于是北洋政府派遣孔伯华与原清廷医官曹巽轩、杨浩如、张菊人、陈伯雅等一道到晋绥及河北廊坊一带，参加防治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工作。

到达疫区后，只见人烟萧条，家家门户紧闭，哭泣之声日夜不绝，还有更多的人受到传染卧病在床。事不宜迟，医疗队立即发出告示，在学校内接诊。(当时学校已是人去楼空)可是那时人们对医疗队并不信任，宁愿留在家中烧香求佛也不愿前往就诊。孔伯华等人忧心忡忡，知道只要略一耽搁，就会有更多的病人命丧黄泉。

他提议医疗队要亲自深入各村各户进行宣传，送医上门，向人们宣讲防治之法。于是留下两个医生在学校继续候诊，其余医生挨家挨户地去诊治病人。

经过观察，医疗队辨明霍乱发生的缘由，除了气候原因和饮用的井水受到污染外，还与当地人不良的饮食习惯有关，中医辨证属于湿热霍乱或饱食霍乱。经过医疗队数日不知疲劳地对症治疗，不少人转危为安，疫情得以控制。

从疫区归来后，孔伯华与同仁根据收集到的资料，合著了《传染病八种症治析疑》10卷。

此书一直是中医治疗各种传染病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3 激昂救国医，打擂释群疑

1929年，国民党政府做出“取缔中医”的决议，激起中医界和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和抗议，全国中医药团体联合起来，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进行抗争。当时，孔伯华是华北中医界代表，并被推选为临时大会主席，率领“联合赴京请愿团”到南京汪精卫国民党政府请愿。

当时社会各界对中医的态度分歧甚大，有的人相信中医的疗效，有的认为中医根本不符合科学，属于巫术的行列。汪精卫政府也对中医报着怀疑的态度，为了讨好洋人，更是打算直接封杀中医。

面对汪精卫的民族虚无主义，孔伯华打算直接用疗效说话。于是，一场中西医之间的“擂台赛”拉开了序幕。

而这一战，决定着中医的生死存亡。

比赛方式是找12个高热病人，分成两组，分别用中医和西医治疗；为了显示诚意，孔伯华答应让西医组先挑病人。汪精卫同意作对比“打擂”，孔伯华分到了分别患有高烧、咳喘等症状的6个病人。结果，孔伯华用中医治疗的效果相当好，第二天病人就退烧了，而西医治疗那一组退烧后又反反复复，久不见好。

证明了中医不仅有疗效，而且见效快，疗效稳定。汪精卫有些服了，将废弃中医的提案暂时搁置起来。并同意设立了国医馆。

1935年，放弃废止中医打算的国民党政府颁布中医条例，规定对所有中医实行考核立案。在北京进行第一次中医考核时，当局挑选了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施今墨四人作为主考官，负责试题的命题与阅卷，从此就有了“京城四大名医”的说法。

4 为中医传承鞠躬尽瘁

1951年的一天，一辆前苏联制高级黑色轿车停到了土儿胡同的一处四合院前。当孔伯华坐进了汽车后，轿车风驰电掣般绝尘而去。

香山，双清别墅内。

卫生部部长傅连暲带着孔伯华和他的儿子孔嗣伯，径直来到毛主席的卧室。

「原来是毛主席感染风寒，连续一周也未见好转，于是有人推荐了孔伯华。」

诊病之后，孔伯华口授了一个药方，药量是两到三服，吃过两服，再看效果。结果毛主席吃完两服后，效果甚佳，连忙委托傅连瞕给孔伯华打电话，希望孔伯华能再来一次。毛主席一贯重视中医事业，在延安时期他自己就曾经不顾身边同志的阻拦，而请中医给自己治病，吃中药。

而他请孔伯华再来一次，为的是听听孔伯华对中医发展有何见解。

第二次来，孔伯华在主席住处凉亭内与毛主席就中医的现状与发展做了深谈。孔伯华表示，中医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可是在西医的冲击下，越来越不受重视，他希望国家从中医教育入手，振兴国医。毛泽东非常同意他对中医的见解，明确表示新中国绝对不会丢弃中医这样的国粹，并希望他能拿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

回到家中，孔伯华难以抑制心中兴奋，连夜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信中写道：“医之活人，何分中西，存心一也，但其理法不同。今逢毛主席洞察其旨，发扬数千年之文化，何幸如之。愿努力发挥，以期理法臻于完善，达于全球，使病者有所依，必先从教育人才始。”

毛主席收到这封信后，很快批给周总理，建议总理找机会与孔伯华谈一下。周总理将孔伯华请进中南海，再次表明了毛主席的支持态度，并表示政府正在筹备教学大纲，成立新中国的中医学院。

听到这个消息，孔伯华表示愿意把自己创办北平国医学院的有关办学资料献给国家，以资借鉴。周恩来说：“好啊，您老年纪大了，不能出任院长，还可以当顾问嘛！”

不久，周恩来就责成新华社和教育部的人专程到孔伯华家中取资料，当时孔伯华病倒了，他还是满腔热忱地接待了来访者，并让儿子孔嗣伯把自己当年创办北平国医学院时积累的两柜珍贵的办学资料全部找出来，无偿捐给了国家。

1955年3月10日，年已古稀的孔伯华出诊途中突感不适，从此一病不起，为了让自己的经验能够继续服务人民，他在病榻上依然坚持整理自己的医案，将数十年诊病救人的经验和教训一一总结梳理，整理出来的全都是精华与实学。

周总理非常关心他的病情，经常前往探视，得知孔老的病需要很多野山参，便特地派人特供了两斤东北野山参来。并从自己的工资里取出很大一部分来改善孔伯华的生活，让他安心养病。望着送来的野山参，孔家所有人都流下了眼泪。

▽临终前，孔伯华留下了自己的遗训

1956年，新中国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创办了四所高等中医学院，成为新中国中医教育之始，孔伯华遗愿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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