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望所归伍连德，谁人曾记吴又可

小编按：在防疫的中国人方面，伍连德被誉为国士无双，毫无争议，在混乱的岁月拯救了广大中国人。但是，在古代，面对疫情，同样还有很多出色的人物。以下一篇是华山医院一位大夫写的，不管是争鸣也好，还是读史也罢，兼听则明。有关伍连德文章：科学防疫第一人——国士无双伍连德，以下是有关吴又可文章，为懒道人所写。

作者：上海华山医院吴晞，笔名：懒道人

值此庚子年新春佳节的大年初二，又是全国人民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关键时刻，朋友圈也是一律免却了往年常见的拜年祝福，平添了许多转发疫情变化和防范措施的文章，昨天也看到很多朋友再次转发17年前抗击SARS战役时网络科普作家京虎子撰写的回忆伍连德一文，又再次把我们的视线拉回了1911年的中国东北抗击鼠疫战场。

在中国的传染病防治中，只有两个疾病是属于甲类传染病——鼠疫和霍乱，即使是现下引起大家最为关注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依然也只是乙类传染病（但是归属甲类管理），和我们日常所见的绝大多数传染病，如乙肝、流感、结核、艾滋病等同一等级。

鼠疫和霍乱之所以归入甲类传染病，正是由于它们传染性剧烈、致死性高、对于人群健康危害严重，在人类的历史上鼠疫和霍乱也是数次流行，无一不是造成了大范围人群死亡，因此对这两个疾病一直是国际上一致公认需要严格监管的病种。

在面对传染病控制的战场上，无论是国外国内，无论是中医西医，都是具有惨痛教训和成功案例的，也正是在这么一次次的实战中，催生了预防医学、流行病学、大数据等等现代医学科学的早期萌芽。

1854年伦敦爆发严重霍乱，当时流行的观点是霍乱是通过空气传播的，而John Snow医生研究发现，霍乱是通过饮用水传播的。研究过程中，John Snow医生统计每户病亡人数，每死亡一人标注一条横线，分析发现，大多数病例的住所都围绕在Broad Street水泵附近，结合其他证据得出饮用水传播的结论，于是移掉了Broad Street水泵的把手，霍乱最终得到控制。

以下是John Snow医生写给Medical Times and Gazette编辑所述：

“我从病发现场发现，几乎所有的死亡案例都发生在街头【Broad Street】水泵附近。只有10名死亡案例的住所靠近另一个街头水泵。而其中5个死亡家属告诉我，他们一直使用Broad Street水泵，原因是其实Broad Street水泵离得更近些。有3户死亡家属确认，病亡的孩子所在学校就在Broad Street水泵附近。

查询结果表明，除了饮用Broad Street水泵的居民外，伦敦其他地方，霍乱并没有明显爆发。
鉴于Broad Street水泵附近发生的61例死亡，我认为死亡原因是其生前饮用过Broad Street水泵的水，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

鉴于我所发现的结果，决定移除Broad Street水泵的把手。

——John Snow”

这是运用了数据可视化这样大数据初步应用来解决了当时医学水平尚无法解决的霍乱疫源地问题，并从预防医学角度控制了疫情。

在诊治应对霍乱方面，中医学方面也有建树。现存以霍乱命名的中医古籍中最为开宗明义的当属清代医家王士雄（字孟英）的《霍乱论》。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江浙一带霍乱流行，王孟英家乡浙江金华也是流行区域，常有乡党朋友感染霍乱而死者甚多，延医诊治亦十难全一二。因医家多宗法古籍《诸病源候论》、《三因方》等提出本于风寒之说，多认为霍乱有寒无热；而王孟英根据多年实地勘察临床经验，认为霍乱有寒热之分，“热霍乱流行似疫，世之所同也，寒霍乱偶有所伤，人之所独也。巢氏所论虽详，乃寻常霍乱耳！执此以治时行霍乱，犹腐儒将兵，岂不覆败者鲜矣。”遂总结平时诊治病例医案，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撰《霍乱论》二卷。书中对于热霍乱的记载和描述多与现今的霍乱相似，提出“其来也骤，其变也速，及时救治尤为必要”为霍乱临床诊治第一要务，并强调要保护水源清洁，倡导“节饮食、慎口腹”的预防观点，这样的原则迄今为止同样也是霍乱疫情防治中的基本原则。

在像鼠疫、霍乱，乃至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的暴发流行中，人群聚集性感染发病，患病人数短时期内急剧增加现象，这是人群恐惧和社会混乱的基础，恐惧来自于恐惧本身，而人们之所以恐惧这样的传染病，很多时候其实是基于传播途径不明这样的知识缺乏，无知者无畏，可谁又知道无畏也恰恰是一种恐惧心理的外化表现。

我们现在都已经非常明确了传染病在人群中的传播无非是通过空气、水源、食物或者昆虫动物等媒介，但是在中国古代对于瘟疫如何传播永远是个谜团，无论中国外国的古代人们很多时候只能将瘟疫的流行归结于天谴。而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明末清初有位名医就石破天惊地提出了“戾气”说，他就是吴有性（字又可）。

在吴又可所著的《温疫论》中指出温疫病的病因为“戾气””，而非一般的六淫病邪；戾气多“从口鼻而入”，往往递相传染，形成地域性大流行，症状，病程多相似；不同疫病有不同的发病季节；人与禽畜皆有疫病，但各不相同。这在当时的世界传染病病理研究上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甚至可以说这其中蕴含的季节相应、人畜共病这样的观念直至现代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也是托福于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限制出行在家闲坐无事，又翻出来以前那部电影《大明劫》对照着《明史》还有竺可桢的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品味一番。

根据明史，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崇祯帝起用孙传庭为兵部侍郎，命督军援开封。李自成用炸药攻开封，未能洞穿，乃解围南撤，围城凡二十一天。吴又可的《瘟疫论》正是在1642年写成，在书序言中写到“崇祯辛巳（1641年）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另外书中还提及这次瘟疫始发之际，“时师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这里“时师”，并不是指吴又可的老师，而是指那个时代的前辈医生。说明面对瘟疫的大范围流行的猝然严峻形势下，照本宣科、拘泥于古人的思维模式也是情有可原。

要知道《伤寒论》的序言中同样也提及，书的作者汉代名医张仲景“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可见汉朝末年那场大瘟疫流行导致的伤亡足以铭记史册的。从现存的《汉书》记载来看，“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这短短十个字的背后正是一场民族的大灾难。

东汉从汉光帝武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到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是我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瘟疫频发时期。瘟疫癥癥持续了将近200年，灾情持续时间之长，传播范围之广，程度之剧烈，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华夏神州大地上那些杳然泯灭的众生们自然不是惜字如金的史书会详加记载的，不过从曹植的《说疫气》一文中，对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惨状有着详尽的记载：“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另外在曹丕的《与吴质书》中写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徐干）、陈（陈琳）、应（应玚）、刘（刘桢），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而根据史料记载，建安七子之中的王粲也死在了这一年，王粲去世之时才41岁，王粲随曹操征吴，这一年曹营之中发生了疫病，王粲很可能在军队之中被感染，在回军途中突然去世。也就是说，建安二十二年的这场瘟疫，让“建安七子”七去其五，加上建安七子之中的另外两位——孔融在建安十三年被杀，阮瑀在建安十七年病死，成为文坛绝唱，一个都没有留下来。

在这样的大瘟疫流行的背景之下，一线救治病患的医圣张仲景才总结汇编留下了千古名篇《伤寒

杂病论》，至今为医家所宗法。而通过竺可桢总结的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图可以获知，东汉末年和明朝末年两场瘟疫大流行虽然都有气温急剧下降的背景，但东汉末年还是从周秦西汉以来相对温润的气候进入寒冷环境中，因此人体感染疫病后的表现多为“伤寒”；而明朝末年却是在小冰期中的进一步气温跳水，这时候人体的表现就转变为“温病”。从吴又可以后的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直至近现代孟河医派，一直秉承并发扬了这样的温病学术思想。

无论是在影片《大明劫》还是在吴又可所著《瘟疫论》中，都充分展现了吴又可在瘟疫流行大环境下诊治的特点——重视舌象、分级管理。在《瘟疫论》中对于舌象有专篇记载，讨论舌象极其细致，注意观察舌苔部位和颜色变化。“间有感之轻者，舌上白苔亦薄……感之重者，舌上苔如积粉”。而影片中又展现了吴又可据此将患病将士分成轻症和重症两个营房管理的细节。

这对现今的传染病防控也是有启示的，大疫骤起、人心惶惶之下，必然是所有病患都纷拥来到医院诊室，其中可能十或其一才是我们关注的流行疫病，但在外界看来就是一下子瘟疫病人如此众多，不要说不利于院内感染控制、疫病隔离了，就是对于诊断治疗疾病也是十分不利的，并且对于群体恐慌心理只有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因此如何快速简便地分辨出疫病患者，并有效实施分病情隔离诊治，这才是彰显大灾大疫面前大智慧的。

在史前大洪水的灾难面前，世界上所有民族都纷纷选择了祈祷祭祀、上船逃生，只有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在大禹的领导下改天换地、疏浚河道、治水救亡。

壮哉！宅兹中国，自兹乂民！相信疫情很快就会过去，又是一个灿烂美好的明天等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