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H 2014：癌症治疗价格日益攀升的伦理问题

不要迁怒于信使

在美国，约20%的国内生产总值被用于医疗卫生领域，其中5%用于癌症治疗。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被诊断为癌症，进入市场的化疗药物数量呈现指数型增加，化疗费用也是如此。2012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批准了三种治疗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白血病（CML）的新药物，这三种药物的每年费用达一百万美元，将近是2001年伊马替尼（格列卫）的5倍。被转嫁给患者的部分费用日益增加，导致严重的“经济毒性”发生，而“经济毒性”并不总能带来患者生存情况的改善。

12月6日（当地时间），质量专业研讨会继续就癌症治疗价格日益攀升的伦理道德问题进行了坦率而激烈的探讨。怎样才能在不影响临床效果的基础上尽可能降低费用负担？为什么新型癌症药物在美国比在别的国家更加昂贵？药物价格代表着临床效果吗？更重要的是，医生应该向患者介绍“成本效益”概念吗？

图：Dr.Hagop Kantarjian (从左至右)，Dr. Andreas Laupacis, Alex Bastian，MBA ,Dr. S.Yousuf Zafar 参加由Drs.Lisa Hicks主持的小组讨论。

成本方和效益方的碰撞

来自休斯顿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医学博士Dr.Hagop Kantarjian就癌症药物费用危机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讲，他认为癌症药物价格已达到了“引爆点”，对患者构成了直接危害。他把责任直接归咎于“大型制药企业”，并举例说，瑞典CML患者的8-10年总生存率达80%，而在美国，虽然治疗费用要高出30%，而5年生存率才仅为60%。来自捷孚凯市场准入机构的Alex Bastian先生向大家解释了推动药物价格升高的真正市场助力其实是和其他商品一样的。他解释道，这个问题其实是私有投资者不断投资药物研究而产生的“意外结果”。两位演讲者都认为美国药物标价之所存在弹性是因为下列因素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药物制造者的药物标价缺乏透明性、仿制药的竞争威胁、保险公司设定的各种价格协商限制以及一些其它因素。“这是很复杂的，但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 Bastian先生说，虽然他承认‘我没有完全正确的答案’。美国医学研究所最近颁布的一项命令要求告知患者可理解的所需承担的治疗费用信息，这很可能引起治疗费用透明度的改善。

杜克大学的Dr.Zafar与大家分享了最近针对这条命令而进行的一项前瞻性研究的具体情况。这项研究展示了这种交流方式是如何有效地，常常是在不对治疗方案做任何改变的情况下，帮助57%的患者减少现金支出的。多伦多圣米高医院的DR.Andreas Laupacis 就如何将价值和成本效益纳入医疗卫生决策机制进行了阐释，并援引了加拿大卫生体系的一些经验事例，称这些经验可普遍适用于各种实践场合而不会对医患关系造成不良影响。在结束了评论性演讲之后，分别代表成本-效益的两方进行了一场热烈甚至是激烈的讨论。这些昂贵的救命药是如何改变他们自己以及他们亲人的生活的？几名医生同时也是癌症患者发表了他们自己的看法。一名医生同时也是患者强调称在地方和政策层次上让患者参与成本效益讨论具有重要意义，他的这一想法支持了Dr.kantarjian的结论，即患者（只能是患者）可能成为癌症药物成本辩论赛中代表他们利益的最好的辩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