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电影《传染病》
据Worldometers世界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4月19日08时08分，全球已经有逾232万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6万人死亡。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达到737921例，死亡病例38974例。
这次的疫情，让很多人重温了2011年的美国电影《Contagion（传染病）》。对比当下，这部电影的相似度着实令人震惊，其创作者似乎预见了这场大流行的到来，以及不同国家的应对方式。
很少有主流电影在确保科学准确性上花费大量的预算，但是《传染病》剧组做到了。他们当时配备了一个科学家顾问团队检查涉及剧本到道具的所有内容。而且这项工作是由哥伦比亚大学传染与免疫中心大名鼎鼎的“病毒猎手”Ian Lipkin负责监督的，也吸收了十几名科学家、流行病学家、急诊室医生和生物安全专家的意见。
当然，这部电影绝不是无可挑剔的精准，但它比绝大多数电影都要更具科学性且真实。甚至是剧中角色的动机也与我们现实生活中相符。演员Jude Law扮演的角色看到了疫情下的机会，利用欺骗和信息不对称手段制造舆论，骗取民众信任以从中获利。
以及，为隔离临时建造的方舱医院。
还有，被团团围住的CDC职员试图安抚恐慌的民众。剧中甚至出现了如今日所经历的疯狂抢购卫生纸、洗手液、手电筒、电池和其他物资的场景。
近日，CNBC采访了这部电影的部分科学顾问，以了解他们对该片的科学严谨程度以及对今天的疫情是如何看待的。
确保精确
当Mark Smolinski博士第一次阅读《传染病》剧本时，他在Google的非营利性部门Google.org工作，从事与公共卫生相关的项目。Smolinksi的朋友Larry Brilliant将剧本转发给他。Brilliant是著名的流行病学家，自2006年以来，他一直试图就大流行的可能性向人们发出警告。
Mark Smolinski。图片来源: Shaun | Flickr
一开始，Smolinski还在犹豫是否要过多地参与到一部好莱坞电影中，因为他将此类电影视为“公共卫生界的内部笑话”。在《传染病》之前，关于传染病的最著名电影是《极度恐慌（Outbreak）》，由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主演，但该片在科学准确性方面存在一定的瑕疵。
电影《极度恐慌》
Smolinski说：“那部影片中有很多内容都违背科学，他们基本上在一夜之间就创造了疫苗。”
Smolinski现在是非盈利组织“Ending Pandemics（终结疫情）”的负责人，该组织致力于应对生物威胁。
由Steven Soderbergh导演，Scott Z. Burns编剧的《传染病》选择了不同的方法。
帮助电影筹集资金的企业家Jeff Skoll将其视为提高人们对大流行传染病认识的机会，从而使医学专家可以获得更多的研究资金。
Smolinski说，他和影片顾问团队的一些传染病学家们被要求“逐行”仔细研究剧本并指出可能存在的任何瑕疵。现在，他已经看过这部电影超过100次了（他经常将其用作教学工具），仍然为该片对细节的尊重而感到骄傲。
电影上映后，流行病学家基于公众的兴趣开发了一种名为“ flunearyou（流感在你身边）”的监测工具，以通过公众分享症状来跟踪季节性流感的发病率。
波士顿儿童医院首席创新官John Brownstein领导了flunearyou背后的团队，他们甚至还举办了一场“监测晚会”。
Brownstein说：“电影的作用既是娱乐，也是倡导人们关注流行病。”他现在正在为新冠肺炎开发升级版的flunearyou，并将其命名为“covidnearyou”。
"Covid near you"
《传染病》剧情还涉及到限制公民权利，如像今天一样通过社交隔离来遏制病毒传播，剧中有一段Matt Damon扮演的角色被告知不能进入另一州。
还有，疫苗投入生产后，一些美国人会佩戴一条腕带以证明他们已经接种，并且可以自由走动，这不正反映了目前正在考虑的方法。美国首席传染病学家Anthony Fauci近日提出，未来重返工作岗位的人将需要持有“免疫力证书”。
但是Smolinski说，他赞成自愿的、为人们提供选择的方式，希望鼓励民众参与应对当前的危机。
他说：“匿名的汇总数据可能会发挥重要作用，如果更多的人选择参与，公众就不必放弃自己的权利。”
细节程度
另一位科学家Natasha Griffith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工作时被要求为这部电影提供咨询。她负责指导涉及高度安全研究设施的运营和项目。
作为工作的一部分，她在高传染性疾病暴发期间前往各个国家，以帮助实验室进行研究，同时保持生物安全标准。她在电话中说：“我经常接触'高优先级病原体'。”
Griffith受邀参加《传染病》电影，帮助电影制作者们建立实验室和研究设施。在这部电影中，科学家们必须要做的工作是了解假想病毒的序列，并开发潜在的治疗方法。
这个过程耗时数月，就像在现实中一样。她还从事道具和服装的制作，并对剧本中她认为从生物安全角度看不准确的部分进行了调整。
在为洛杉矶的电影制作者们提供建议后，她飞往芝加哥监督电影中所用实验室的建设，以确保道具的准确性，例如试管、移液管等和演员的服装。
Griffith回忆说，即使是最小的细节，例如离心机分离样本的速度，也是准确的。她使用蔓越莓汁和苹果为样本上色，确保镜头下样本在暴露于病毒前后的细微差异是正确的。
她回忆说：“我整天都和演员们在一起。我甚至还记得我们使用过的潜艇舱门，门之间有一个密封垫，这意味着你不能立即打开它。因此，我与他们一起练习，我们甚至倒数十秒以确保有足够的时间让光线从红色变为绿色。”
有一次， Griffith要求Soderbergh停止在实验室中走动，在不戴手套时不要触摸东西。
她说：“在一个真正的生物安全实验室中，你不能在那些不锈钢表面上留下指纹，因为你穿着防护服。如果看到了一个指纹，那将是一个巨大的瑕疵。”
Griffith说：“总体而言，我非常高兴他们听取了我的意见，这部电影在科学上是非常准确的。”
他们忽略了什么?
回顾电影，有几件事情是Smolinski没预料到的。
当他看到春假中度假者们在海滩上闲逛、无视防疫规定的视频时，他突然意识到，这部电影本可以在教育年轻人方面做得更多。
他指出，这部电影试图解决错误信息，但并没有在“违规行为”上花太多时间，即某些人群无视指导意见并将他人置于风险之中。
他说：“我们需要向00后们传递公共卫生信息。”
Smolinski也没料到发达国家的医务人员也会因为缺乏个人防护设备（PPE）而死于疾病。他对此感到震惊，疫情爆发三个月以来，美国没有为医护人员提供足够的物资储备。
但现在回想起来，他也清楚这是怎么发生的。他说：“准备工作总是存在问题。这需要花钱，上面不希望将这些钱用在不一定用得到的地方。”
Griffith对PPE短缺并不感到意外。在经历了埃博拉、H1N1和Zika之后，她知道一些重要装备可能会很快消耗完，因为许多国家同时都需要这些物资。但她也表示，她没想到会消耗得这么快。
他们都认为应该将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视为“警钟”，而且它可能并不是压倒卫生系统的最后一种传染病。正如这部电影所展示的，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中，疾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传播。
Smolinski说：“我们已经寻求了超过35年的帮助，所以我希望未来十年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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