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观察：肿瘤医院，楼内与楼外是截然不同的世界
2019-04-17 王博雅、刘亮 央视网
癌症，一个仍旧与痛苦和死亡伴随的名词。没有踏进医院之前，这种疾病，这种分离，似乎总是离自己很遥远。但它，真的那样远么？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在中国，2015年全国恶性肿瘤发病约392.9万人，死亡约233.8万人，这意味着每天有超过一万人被诊断为癌症，平均每分钟7个人。较之十年前，这个数字持续地上涨着。时空扭曲的大楼肿瘤医院，楼内与楼外是截然不同的世界。压抑，是从走廊两旁或坐或行的人群中
癌症，一个仍旧与痛苦和死亡伴随的名词。没有踏进医院之前，这种疾病，这种分离，似乎总是离自己很遥远。但它，真的那样远么？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在中国，2015年全国恶性肿瘤发病约392.9万人，死亡约233.8万人，这意味着每天有超过一万人被诊断为癌症，平均每分钟7个人。较之十年前，这个数字持续地上涨着。
时空扭曲的大楼
肿瘤医院，楼内与楼外是截然不同的世界。
压抑，是从走廊两旁或坐或行的人群中生发出的，一瞬间便令人连呼吸都沉重起来。他们“不约而同”放弃了色彩鲜亮的衣着，走进这里之前，他们都过着各自不同的人生，走进这里之后，他们的命运被冠上了一个类似的后缀，Ⅰ期、Ⅱ期、Ⅲ期、Ⅳ期……在活着的时候，就拿到一次次生死的宣判，而对于他们的家属，这个“宣判”同样残酷。
“硬撑着，卖房子，咱想给他看好。”张秀琴（化名）在开口时略显犹豫，但日积月累的压力让她在面对陌生人时也有压抑不住的倾诉欲望。
她的丈夫被查出肺癌时已经是Ⅲ期，刚刚步入退休的生活被这个噩耗彻底打破，平时也没看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张秀琴想不清这个病为什么就降临在自己的家里。得病后的丈夫像变了一个人，“本来就不怎么爱说话，得了病之后更不愿多说。” 家里的气氛变了。
“毕竟是家里的顶梁柱。”
这个顶梁柱倒了，肺癌带来的疼痛让她的丈夫常常蜷缩着双肩，他已经是“不愿意起来，起来也站不住。”面对这个病，她没犹豫过：借钱、卖房，廊坊北京两地来回地跑。家人忙前忙后，但唯一能让丈夫高兴起来的事就是能够挂到肿瘤医院的号，顺利进来看病。“总觉得住进来有的救了吧。”说到这里她的眼神移到上方，眼底尽是在希望与绝望间的挣扎，但是没有上苍能够告诉她一个答案。她，或者他们，只有选择来到一家最好的医院，以现在医学的能力，治到哪里，就算哪里。
在他们的心里，一些大政策上的变化并不是最要紧的，在谈及有什么愿望时，她只说：“想见到我的主治大夫，我想跟他好好地谈，把我们这个病谈透了。”
作为首都的北京汇聚了全国最先进的医疗资源，像张秀琴这样不远万里前来寻找希望的人，每日都有很多，人们在医生办公室的门口张望着，焦躁，却又习惯了等待，待到门缝刚刚透出点光，下一个人立刻就“挤”了进去。
这里似乎成为了宣布某种终极答案或是终极宣判的地点，在这里，没有形象，没有过去，没有地位，金钱的能力变得疲软，甚至连时间都被淡忘，你不知在这幢楼里的人们身上的时钟是怎样行走，他们或步履匆匆争分夺秒，或在人满为患的床位间度日如年，或在所有维生手段失效后，转瞬停止。
在这里，活着，就是一切。
命？
活着。当提出了最低的要求，往往意味着最难。
当看到自己的化验单，80多岁的李老难以接受，乐于助人，笃信天主的他，经常认为自己以后会上天堂，很难想像到了晚年居然能摊上癌症。一向开朗乐观的他，一开始还能够积极面对，积极就诊，积极手术，积极化疗……但这些在自己身体上“折腾”一遍后，他变得不那么爱说话了。
他变得爱宅在家里，有时他会躲开所有人，蹲在地上，从床底翻出一个纸箱，里面有自己珍藏的些小玩意儿，一架老式小型收录机，还有没舍得听几回的录音带，里面有自己童年最爱听的故事。
“一定要治好！”成了家里的最高目标，各种各样的补品每天都在吃， 5000元一瓶的药，1000元一瓶的补品，一辈子的积蓄，渐渐变成了满架子的“药”。
求生的本能，让家里人做着各种可能、不可能的尝试。
但李老的身体还是越来越差，越来越虚弱，一向温文尔雅的他变得脾气暴躁，家里人说李老变自私了，李老则顶一句“我都要死了，还想怎样！”
扩散了。在姑息治疗和看似无用的手术之间，家属说服李老选择了后者，随着第二次手术的结束，李老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虽然切了病灶，但毕竟八十多的身体，再也经不起折腾。
还曾健康时，李老曾感叹说，癌症是个世界难题，如果能攻克，那就太厉害了！而他，也没能等到攻克的那天。
没有硝烟的战斗
罹患癌症，对于每个个人，每个家庭，都是一个至暗的时刻，但和癌症抗争的不是个人，而是和医生一起。
他们是这场战役的指挥官，在与癌症争夺“失地”的日日夜夜里，有成功，更多的还是遗憾。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部肿瘤内科赵军主任在肺癌治疗研究领域已度过了几十年，看了太多人来来走走，“作为一个内科医生，更希望能够少看到这样的患者，发病率能够下降，毕竟我们的手段有限的，甚至还是用年来计算的。但我们应该务实一点，身处在当下，我们能做到什么？”
但就肺癌而言，作为我国发病人数最多的癌症，它的发生往往和我们生活最贴切的习惯相关，而相应的，公众的防范意识依旧很薄弱，空气污染、矿区辐射、生活习惯，例如厨房油烟、吸烟等，其中吸烟被认为是导致肺癌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虽然有不吸烟人群患上肺癌的例子，但大量的数据表明吸烟与肺癌间存在着较大关联，其对健康的损害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有患者认为自己将烟雾吐出就不会受到影响，但实际的影像结果则打破了他的想象，无数的例子都警醒我们不应当将自己的生命健康作为赌注。
但，事情也不全这样糟。
天津市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院长王长利教授在聊起肺癌早期诊断治疗时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变化：“临床上，十年前手术中大多是局部晚期患者，但现在有所改变，就天津肿瘤中心的数据来看，早期患者已经占到了60%-70%，其中又有70%是由健康体检发现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改变。”
由于影像、一些辅助化验等技术的不断进步，肺癌的早期筛查已让这个疾病的治愈率得到了显着的提升，一组数据显示：Ⅰ期肺癌肿瘤﹤1cm的，手术治愈率92%；1-2cm，治愈率80-85%；2-3cm，治愈率70-80%。尽管目前血液DNA检查等在理论上会更加精准的手段仍处在技术瓶颈中，未能得到突破，治愈率的显着提升仍然是一个可喜的消息。
肺癌与甲状腺癌等其他癌症不同，肺癌一旦要发生远处转移，病情将会快速发展，到时就只能按照晚期处理了，为此王长利教授建议：不论是否吸烟，尤其是传统认为并非高危人群的女性不吸烟的群体，都建议在40岁后检查一次低剂量胸部CT，如果没有问题，2年查一次就可以，一次检查的辐射量对人体的伤害并不大，可以放心检查。
除了预防与检查，癌症专家们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病人的心理状态，心理这个并不具象的条件与健康究竟是否相关？临床的病例告诉我们这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有的病人，三十多岁，面对检查结果，他甚至不敢去看自己的病理报告，有一个患者在诊断结果出来前还奔波在工作岗位上，诊断出来后由于过度恐慌，两周内他离开了人世。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自己首先击垮了自己。
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正在向通过药物激活自身免疫系统（T细胞活力）而非直接使用靶向药物杀死癌细胞的方向努力，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提升自身状态来对抗病痛的重要性。
“我们非常关注肿瘤患者的心理，甚至一些患者家属的心理，因为肿瘤带给我们的不光是躯体的损害，还有给家庭给患者心理带来的创伤，甚至有些人手术已经治愈了，但他心理上的创伤没有治愈，我们的手术并有给他从疾病中解脱出来。”赵军说。身体的疾病或许抑制了，但心理的疾病可能比身上的疾病还要重。
医疗科学正在不断进步，但有很多时候，生命的延长却无法提升生命质量，医疗在此时便只能去帮助人们处理那些无能为力的事情， “我们希望通过心理疏导或者药物治疗能够减轻他们的一些痛苦，让他们能够在有限的生命中能够完成自己的一些夙愿，能够减轻一些痛苦，有尊严的离开，比较安详地到达人生的终点。”
将生命的尊严与质量放在更高的位置上，已是现在被更多提及的理念了。
更是一场大型的战役
如今，防治癌症也不仅仅是医患共同奋战的故事，而是表现着整个人类社会体系与疾病抗争的样貌。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恶性肿瘤已经成为严重威胁中国人群健康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恶性肿瘤死亡占居民全部死因的23.91%，且近十几年来恶性肿瘤的发病死亡均呈持续上升态势。随着恶性肿瘤发病数持续上升，我国每年所需的相关医疗花费超过2200亿元。
2015年中国前10位恶性肿瘤死亡情况估计
目前，根据我国恶性肿瘤负担的实际情况，国家制定并出台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 年）》以及癌症防治行动计划等一系列切实可行的防控策略，癌症防控的重点任务正在逐步落实，这些工作的推进必将有效遏制我国癌症负担日益增长的势头，为健康中国战略实施奠定良好基础。
自去年10月10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将17种抗癌药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乙类范围的通知》（医保发〔2018〕17号）印发后，目前各地谈判药品采购、报销政策落地情况进展顺利。以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国产创新药安罗替尼为例，自政策执行以来医保报销后患者费用负担整体降低80.8%。切实的“减负”正在逐渐惠及患者群体。
针对治疗过程中会出现的一些过度治疗或错误诊疗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组织国家卫生计生委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牵头编写了《新型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2018版）》，指导原则包含了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基本原则、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呼吸系统等7个系统的肿瘤病种及42个新型抗肿瘤药物的原则等。
规范的推行，是综合的实力，不是一个或几个医生可以解决的，重视每一个学科的发展，但是培养一个这样的团队是很困难的，有可能一个医生到四十多岁才能真正独当一面，他需要经验的积累。成立一个好的肿瘤中心，对于手术的规范和技巧进行交流，达到共识，达到学科的发展，向下辐射在每一个地区渗透，建立好的体系，相互协作，为未来打造非常好的基础，将标准普及到每一个城市，这不仅仅需要靠医生群体的努力，同样需要社会系统的支持。
而谈及环境问题，赵军主任认为：“环境的改变对人的影响需要几十年的变化，即使我们现在环境改善，但我们的发病率仍然会处在一个上升状态，这个是不可以忽视的，希望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能够看到下降的趋势，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面对和需要做的事情。”
这是一场社会与疾病、人类与死亡之间的战役。
人们始终在寻找一个点，在生活的跷板两端自我支撑，当支点不幸跌落时，怎样活着，仍然是一个颇有哲学意味的命题。
转过街道，车窗外的医院渐渐远去，变小，仿佛一个盒子，静静收纳着生，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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