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机构伦理委员会：“隐形科室”守卫患者利益

孕妇小舟（化名）在孕13周时被发现胎儿存在发育迟缓问题：孩子的四肢不发育。一开始小舟不愿意放弃，坚持妊娠，然而孕28周时，胎儿问题还是没有改观，小舟不得不作出终止妊娠的决定。因为胎儿的月份此时已经比较大，因此终止妊娠必须由一个特殊部门——医院产前诊断伦理委员会的讨论，经委员会成员投票批准后才能通过。

出生缺陷是导致婴幼儿死亡或残疾的重要原因，严重影响出生人口素质。据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产前诊断伦理委员会秘书长、产前诊断中心副主任医师赵欣荣介绍，根据卫生部《产前诊断技术管理条例》规定，中晚期妊娠六种致死性畸形如无脑儿、脑膨出、开放脊柱裂、胸腹壁缺损等，都必须终止妊娠。如果预计胎儿出生后有存活可能，但手术等处理后预后不佳的，可由产妇本人及家属向伦理委会员提出终止妊娠申请。

不属于中晚期妊娠六种致死性畸形范围的孕妇和家属按照自身情况申请终止妊娠的，必须经过医院产前诊断伦理委员会的同意和批准。在小舟提交终止妊娠申请后，国妇婴产前诊断伦理委员会调查发现，她的上一个孩子曾存在同样问题，虽然生了下来但还是不幸夭折。最终，伦理委会员通过了小舟终止妊娠的申请。

国妇婴的产前诊断伦理委员会是医院伦理委员会的一个分支，由15名专家组成，他们中有妇科、产科、计划生育科、影像科、心理科等多学科医务人员，还有律师、社区人员等院外专家。据赵欣荣介绍，原则上，产妇提出终止妊娠时孕周不能超过30周，但在实际情况中，也有极个别的产妇直到32周才会提出申请。在30周以上的孕妇终止妊娠问题上，伦理委员会成员必须非常谨慎，因为此时的胎儿引产后，很可能已经是“活的”。

每次举行讨论，参与的产前诊断伦理委员会成员数必须为奇数，这样最终投票的结果才能视为有效。由于终止妊娠的申请往往“等不起”，拖延上一天就有可能增加一分母婴危险，因此产前诊断伦理委员会的讨论往往采用电话会议的方式，有时也会在微信群中做决定。他们没有固定的办公室，全体成员一年聚在一起讨论案例的机会甚至不超过三次，仿佛是医院里的“隐形科室”。

表面上是决定胎儿的留存，实际上考虑的却是患者及其家庭的利益，这不仅是产前诊断伦理委员会的职责所在，也是医疗机构伦理委员会存在的意义。在申城的诸多医院伦理委会员，更多地需要承担科研、新药临床试验等项目的审批任务，维护患者和医疗受试者的利益，同时保护患者的隐私。

事实上，医学伦理会在申城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早在30年前，上海就成立了医学伦理学会，作为全国最早成立的医学伦理学学术团体，上海市医学伦理学会由全市192个卫生单位的工作者及相关医学伦理研究工作者自愿组成，旨在大力普及医学伦理知识，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促进医学伦理工作的发展。

上海市医学伦理学会的主要工作包括开展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工作；开展国内外学术研究的合作与交流活动；开展对会员的继续教育，不断更新知识；组织参与对政府主管部门有关医学伦理方面相关政策法规、规则的研讨，为政策法规和法规的制定、论证、贯彻执行、政策解释等，发挥咨询作用；接受委托承担医学伦理学科相关的项目评估、成果鉴定、资格评审、技术标准编审以及资格认证等。

随着医学科学研究的迅猛发展，涉及人体的生物医学研究如何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并符合伦理学、保护受试者的权益和安全是研究水平和研究质量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标志。在上海的医疗机构，一项全新技术要进入临床，哪怕是成熟技术，也需要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批，在拿到批件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开展应用。

在普陀区中心医院，伦理委员会负责人徐莉亭告诉记者，无论是新技术的开展，还是新药的临床对比实验，或是一种最新治疗手段、手术方法的开展，即使已经拿到伦理委员会的批件，在实际开展前，伦理委员会也要取得患者和受试者100%的知情权和同意。伦理委员会在帮助患者进行独立决定时，可以免受科室主任甚至院长的“干扰”。

“最近我们在开展国内自主研发疝片的临床实验，国产疝片成本较低，如果它的效果等同于甚至优于进口的同类产品，那么它将大大造福我们的患者。”徐莉亭说，“但伦理委员会不能让受试患者不明不白地就参与实验，我们会对产品、技术、存在的风险如可能产生的副作用等情况对患者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介绍，保障受试患者的知情权，同时建立完善的中途退出和伤害赔偿机制，保护患者利益。如果患者不同意，他绝对不会成为受试者。”

介于医学和伦理问题的复杂性，普陀区中心医院的伦理委会员除了拥有院内外诸多医学专家，还有社会各界人士的参与。徐莉亭说，如果在实际工作遇到患者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病人是伊斯兰教信徒，就需要更加多元化文化背景专家来与之交流沟通。“我们的伦理委员会有一个专家库，我们请的独立顾问来自各行各业，不同情况、不同宗教信仰患者的利益我们都会有所顾及，并且一定会请出相应的专家来提供建议。”